“網暴追究刑責”寫入最高法報告，關于網暴兩會上有這些聲音

3月8日，最高法報告提出“對侵犯個人信息、煽動網絡暴力侮辱誹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從德陽女醫生遭人肉自殺案，再到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網絡暴力為當事人帶來無法逆轉的傷害，而相關的社會事件也引發公眾廣泛關注。

今年全國兩會，多位代表委員提出了制止網絡暴力的建議?！巴ㄟ^公訴來追責”以及“平臺需擔責”已經是這些代表委員的共識，也有人大代表建議，對反網絡暴力專項立法。

有人被網暴后自殺，網暴者以侮辱罪判處

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出“對侵犯個人信息、煽動網絡暴力侮辱誹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南都梳理發現，近年來，由網絡暴力引發的悲劇不在少數。

據南都此前報道，2018年8月，四川德陽的安醫生在游泳池與一名13歲的初中生因身體碰撞引發沖突。上述初中生的母親常某一等人將安醫生及其丈夫喬偉（化名）的個人信息通過微博等方式推送給他人，并發布情緒性、侮辱性標題帖文和評論，引發網民詆毀、謾罵。事發五天后，不堪壓力的安醫生吞藥自殺。后喬偉將常某一等三人告上法庭。

2021年8月，四川綿竹法院宣判，認為三被告利用信息網絡平臺煽動網絡暴力公然侮辱他人，致被害人安醫生自殺身亡，情節嚴重，以侮辱罪判處：常某一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其余二人分別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和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另一起廣為人知的網暴引發的案件是2020年7月發生的“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杭州女子吳女士去小區門口的快遞驛站時，被隔壁便利店老板郎某偷拍。郎某與朋友何某分別飾演快遞小哥和對面小區獨自在家帶孩子的“小富婆”在微信上聊天，編造了“富婆出軌快遞小哥”的劇情。

其后，吳女士向余杭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訴，請求以誹謗罪對造謠者依法懲處。2020年12月26日，據浙江省檢察院通報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事件，郎某某、何某某因網絡誹謗他人被余杭警方立案偵查，自訴案件轉成公訴案件。2021年4月，法院以誹謗罪判處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談及該案件，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宇在接受南都采訪時表示，檢察機關用了近一個月時間取證，最后形成18卷案卷、76張光盤?！斑@說明大量證據存在于網絡上的案件，依靠公民個人力量取證維權是十分困難的。司法機關依職權取證，才能有力有效的保護被害人權利，這也是該案轉公訴的必要性之一?！?/p>

他進一步提到，“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之后，對網絡誹謗進行公訴案件呈現上升態勢，說明司法機關形成打擊網絡誹謗、網絡暴力的共識，加大打擊的力度。從更高層面來說，互聯網法治問題正越來越受到關注。

不過，賈宇坦言，盡管最高法、最高檢于2013年發布《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等刑事案件的入罪標準，但面對互聯網發展帶來的不斷翻新的情況和問題，立法還不能及時、全面的跟進。

他指出，到目前為止，我國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來規制網絡暴力，也沒有明確其法律方面的內涵，有時候導致立案困難、取證艱難，受害者陷入維權困境。

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對反網暴專項立法

針對網絡暴力受害者的維權困境，今年全國兩會，多位代表委員提出了相關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認為，公安部門對于網絡暴力的受害者的報案，符合條件的應及時立案?，F在一些基層公安機關，對于網暴受害方會建議其到法院以侮辱誹謗罪進行刑事自訴，這不利于打擊網絡暴力涉及的相關犯罪行為。

他表示，因為網絡暴力的加害方在網絡上通常是匿名的，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受害方刑事自訴需要自行取證，往往比較困難，只有司法機關依法啟動公訴程序，才能及時有效追訴犯罪，維護被害人合法權益。

據紅星新聞報道，全國人大代表李東生也認為，對一些重大的網絡暴力造成惡劣影響的案件，可以通過公訴的方式來追責，確有現實必要。

制止網絡暴力需加強平臺責任也是多位代表委員的共識。皮劍龍建議，網信部門要把對平臺的監管權抓在手里，建立“平臺管用戶，政府管平臺”的雙層監管模式。另外，他還建議，建立網絡暴力黑名單數據庫，對有網暴前科的個體及組織登記在案，情節嚴重、屢教不改者列入失信名單等。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建湖縣天和生態農業專業合作社理事長魯曼也認為，需要先從規制網絡平臺入手，在法律中明確平臺的事先審查責任。

“制止網暴，網絡平臺不能猶疑，更不能縱容，該盡的主體責任不能推卸。制止網暴，平臺越盡責，效果越顯著?！崩顤|生認為，所有信息在網絡平臺發布，網絡平臺應該對制止網絡暴力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

他表示，一定程度上說，網絡平臺也是網暴的受害者，但不容否認，面對一些熱點事件中的網暴現象，有的平臺反應遲緩，該及時制止而未及時制止，甚至在流量為王的思維支配下，過于追逐人氣，而缺乏應有的責任意識。

“我建議對反網絡暴力專項立法?！濒斅J為，針對網絡暴力的規定散見于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當中。通過專項立法，進一步明確網絡暴力違法行為的民事責任、治安處罰及刑事責任，并提高全社會反網絡暴力的法律意識和維權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