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與18世紀中國學術的轉向

清人所繪錢大昕像。

石敖睿的《中國的語文學轉向：18世紀的學者、文本主義和道》，以清代學者錢大昕為中心，討論了傳統時代晚期的學術轉向，副標題很好地體現了作者的野心：他要討論的不僅是語言文獻之學，還包括了18世紀整個中國知識界。他選取錢大昕作為切入點，無疑是十分恰當的——錢大昕在當時被公認為知識界的領袖人物，錢氏的專精和廣博代表了18世紀中國學術達到的高度和廣度。遺憾的是，過去漢學界偏重思想，對錢大昕這樣的技術考據型學者關注較少，然而我們不應忘記一個事實——作為18世紀學術主流的樸學，其精神便是將思想潛藏于文獻考據之中；舍考據而言思想，便不能把握其精髓。

本書正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人之道”論述了錢大昕的經歷和當時的官、私學者網絡；第二部分“古之道”討論了解讀經典的方法論；第三部分“天地之道”則探究了天文律算之學、儒家的形上學以及中西學術的遭遇。其中最有意味的是結論部分，作者從更為宏觀的時間尺度上看待錢大昕以及樸學的影響。作者認為，十八世紀中國學術的關鍵轉變在于，學者必須通過語言和文獻的考據理解儒家經典的含義，換言之，樸學家的身份和儒者的自我定位緊密地結合起來。作者寫到錢大昕自視為“真儒”（Qian Daxin regarded himself as a“true Ru”）——此處作者理解有誤，因為“真儒”在中文語境中是一個褒義詞，只能用來稱贊，不能徑以自夸，錢大昕在為臧琳的《經義雜識》所作序言中說“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此處的“真儒者之學”是錢大昕對臧琳學術的贊語，作者將“真/儒者之學”（誠然是儒者的學問）讀破為“真儒”，又將其理解為錢大昕的自詡，恐怕都是不能成立的。不過，即便在語義上有所誤解，作者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