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市場失意三年：市場化遇挫，普惠園爆滿，幼兒園進場

（農健/圖）

如何照料兩歲的小女兒，職場媽媽張項算過一筆賬：要么請父母看著育兒嫂照顧，那要在小區內再租一套房子，租金6000元，育兒嫂月薪7000元?；蚴撬腿ネ杏龍@，價格5000元。

張項是廣州一名公立小學老師，女兒1歲前，她只需在家中上網課，但學校2020年秋季復課后，問題擺在眼前。

5000元，這也是王榮輝算的賬。她創辦的托育機構紐諾，在陸續關閉之前曾是珠三角最大的托育品牌，常規收費五千多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下調至四千多。王榮輝算的賬是，珠三角的年輕女性大多能找到一份月薪6000元以上的工作——花費四五千送托，保留自己在職場的競爭力，比回家全職帶娃更理性。

不同家庭的選擇，背后有不同考慮。國家衛健委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幼兒入托率為7%，相較三年前提高了1.4個百分點，遠低于35%的送托意愿——觀念、價格、信任度和監管政策，共同撥動著這些數字升降。

2019年被稱為“托育元年”。這年5月，國務院發布3歲以下托育服務規范文件，令人想起新千年之前遍布全國各地的托兒所。這項面向0-3歲幼兒的照護服務被各界寄予厚望：家長希望其解決看護難題，政府希望其提振生育率，資本則預估這將是千億級的藍海。

三年過去，托育行業的脆弱在疫情下更為凸顯——入托率仍維持個位數，新出生人口持續下滑，風險投資大量退出，還在運營的園所多數虧損，但仍有中小投資者入局。

按照規劃，中國將在2025年建成600萬個缺口，根據國家衛健委近期公布的數字推算，目前仍有三百多萬缺口。一些跡象顯示，政府將在托育服務中承擔起更重要的角色。

失敗的創業者

2022年4月9日，廣州塔附近某商場二樓一角，王榮輝的一個托育園剛關閉不久。這個園兩面采光，擁有獨立出入口，窗上印著“寶寶交給紐諾，爸媽安心上班”。張項曾每天把女兒送到這里。

大門如今已被房東鎖上，門上貼的催租單落款為4月2日，房間里空空蕩蕩，漂亮的淺黃色家具上布滿了灰，門頭掛著12周年慶的裝飾——2021年是王榮輝入行的第12個年頭。

2009年，王榮輝開了一家早教中心，一千多平方米的園區位于剛發展起來的廣州CBD珠江新城。王榮輝回憶，裝修就花了兩百多萬。

那是她創業的開端，在此之前，王榮輝曾在外企擔任人力資源總監，生育第一個女兒后回歸家庭。

2013年，王榮輝的早教中心轉型為托育園，彼時托育園在國內市場還很少見，但憑借早教中心攢下的口碑，托育園招生情況很好，用王榮輝的話說是“一位難求”。

在中國，早教中心和托育都面向0-3歲幼兒，前者提供一小時以內的課程，大多是父母周末帶孩子參加，后者則在工作日提供全日制照護服務。

由于客群重合，時間互補，早教機構是托育行業較早一批入局者——工作日開托育園，周末上早教課，這個模式被稱為“早托一體”。

通常認為，早托一體能提高人員和場地利用率，但王榮輝沒有選擇這一模式。她在2019年一次演講中表示，2016年接觸投資機構時，就參照美國、新加坡的政策規范建設園區，因此能在2019年規范出臺后平穩過渡。

規范指的是國家衛健委2019年出臺的《托育機構設置標準》，標準對托育機構的面積、布局、樓層作出嚴格要求。

王榮輝的托育園更多開在社區，并在選址和建設時考慮到規范標準，而早教機構大多開設在商場內，很難通過改造符合要求。

2019年倒下的早托機構凱瑞寶貝便是一個例子。

這家機構在上海曾擁有五十多家門店，上海的托育監管政策出臺后，該公司耗費大量資金用于改造合規，但截至倒閉時，只有1家門店完成登記備案。

由于相關政策出臺，2019年被業內稱為“托育元年”。風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