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關注職場媽媽：養育孩子的滿足感和職業成就感，我能不能都要？

中國女性就業率排名世界前列。根據世界銀行2021年最新數據，中國女性就業率（占15歲以上女性人口的百分比）為61.6%，世界排名42位，不僅高于經合組織國家平均就業率（51.8%），也高于中等高收入國家（55.48%），以及低收入國家（56.8%）。這意味著中國擁有龐大數量的、比大多數國家比例更高的女性就業人口。這些身處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大多數也正處于生育年齡?？梢韵胍姷氖?，由于社會意義上的勞動黃金年齡段和醫學意義上的生育黃金年齡段往往基本重合，這讓那些準備成為媽媽或者已經成為媽媽的職場女性，難以避免地要面對育兒照料和工作職責的兩難選擇。

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推出多項政策來減輕家庭育兒照料、尤其是女性在這方面的壓力，譬如發展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試點父母共享的育兒假等?！吨袊鴭D女發展綱要 （2021—2030年）》指出，將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完善生育保險、生育津貼政策，并倡導男女平等分擔家務、推動家政服務業發展等，這些積極舉措都是為了讓女性在家庭照料和職業發展的兩難選擇中，有更多的解決方案。

然而在現實中，職場媽媽面臨的選擇，往往比公共照料服務和育兒假這些支持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復雜得多。實際上，這種復雜性不分國界、教育背景和經濟能力，盡管她們面臨的具體問題不盡相同，但來自工作-家庭關系的挑戰，普遍存在。

無論工作取得多少成績，她在當地人眼里仍是一個“可憐人”

小芳姐，這是小芳身邊很多人對她的稱呼。她是70后，一個中專生，這在那個年代意味著還不錯的教育背景和更理想的工作機會。她在隨后的90年代打工浪潮中走過很多城市。她還喜歡學習，二十多年前曾在月薪只有600塊錢時就花980塊錢買了一套營銷策劃教學光碟自學，盡管營銷策劃并不是她當時工作緊迫而重要的知識。

因為要陪伴回老家讀書的孩子，小芳姐決定回老家。她曾經在私立學校當過老師，非常受學生們歡迎，孩子們經常對她說“你就像我們的媽媽一樣！”可是，正因為她是一個“媽媽”，現在不得不放棄自己最喜歡的工作。在老家，這種工作機會非常少。她只能退而求其次，去當地的繪本館當繪本老師，但這份工作不能讓她兼顧照料孩子。“本來繪本館的孩子很多就是作為日托來這里的，一般是每天下午三點開講，結果每次正講到熱火朝天的時候，四點鐘我就跑了，我得去接我自己的孩子放學。這樣次數多了后，老板就非常不滿，其他時候在工作上怎么努力都不行。”

小芳姐有次看在電線桿上招聘保潔員的廣告單，意識到這可能是她為數不多的可以兼顧掙錢和照顧孩子的工作選擇。這個念頭讓她心里感到很難過，她已經見識過很多大城市，當過會計，也曾經是一名教育工作者，都干得不錯，但現在她似乎沒有別的選擇了。

這個工作很累，雖然客戶越多意味著收入更多，但也意味著更大強度的體力勞動。她每天五點起床，收拾家務、做早飯、準備孩子上學和自己上工的工具，然后必須七點半準時到達客戶家里，一天要做好幾戶，一直干到下午五點。春節前是最忙的時候，有時候要忙到凌晨四點才能躺下睡覺，然后六點起床再去下一家。她做過記錄，曾經最長連續56天沒休息過。

但是，這個工作的好處是，每次她跟客戶說去干活時可能中間需要出去接孩子和帶孩子，一般客戶都會答應。這讓她覺得這份工作是可以接受的，并一直堅持了下來。有些客戶還會直接把鑰匙交給她，這樣讓她可以更加靈活地安排時間。由于干得認真負責，通過口碑相傳，很多不認識的客戶都是自己找上門來。這些讓她感到自己被人信任和需要，很有成就感，也開始變得自信。

盡管非常忙碌，小芳姐愛學習的習慣一直還在。她總覺得自己干的活不專業，為什么玻璃總是擦得不夠干凈？被子為什么疊不出四個角？偶然看到北京有個公益機構提供免費家政服務培訓，她便坐車去北京學了一個星期?；貋砗蟾墙訂谓硬贿^來，后來小芳姐開始請幫手，一段時間后發現這種方式不能保證質量。再加上已經開始能接到單位的業務了，于是她拿出以前自學過的策劃營銷知識開始策劃方案，正式注冊了家政服務公司?，F在，她已經有了二三十個員工，幾乎從不需要做業務推廣，很多客戶都是主動找上門來。

“我做家政，幾乎就沒有別人經常會遇到的淡旺季，我永遠都是旺季”，小芳姐對客戶的認可感到非常開心。雖然最初這份工作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也一直很遺憾中斷了最喜歡的兒童教育工作，但現在從工作中收獲了很多的成就感。這些經歷也激勵著她繼續學習，希望接下來能通過社工證、家庭教育培訓師資格的考試，將來能做一個專業的養老院院長。

小芳姐的成就讓她身邊很多人感到很欽佩，但小城的傳統認知和她的思想格格不入，她仍然倍感孤獨。在當地人眼里，她還是一個“可憐人”——沒有男人可以依靠，才不得不這么辛苦，這都是她自找的。為了避免這種讓她感到“不平等”的可憐，哪怕是善意的，她也不會去主動講自己遇到的困難，而這讓她不僅更難以獲得外部支持，也帶來很大的精神苦悶。直到后來，她在唯愛媽媽線上互助小組里，發現了很多和她一樣的人，認識了很多和她類似經歷、但非常優秀、也一直非常努力的職場媽媽，才感到精神找到了歸宿。

無論怎么努力，還是只能做做內勤

小花（化名）是90后，是一個研究生。她曾經做過一個有別于社會主流的選擇，就是成為一個未婚媽媽，這讓她失去了當時的穩定工作，也離開了當時工作所在的城市。當孩子出生后，由于面臨著養育壓力，她回到離老家比較近的一個大城市，希望在自己上班的時候，母親能方便過來給她帶孩子。

在找工作的時候，小花就特別注意要找一個能對她這樣的獨撫媽媽比較寬容的工作環境。她覺得自己特別幸運，不僅很快找到了工作，自己工作的部門也對她的經歷全然接納。領導和同事非常理解她需要更彈性的工作時間，主動提供很多支持。每到重大節假日，她不需要請假便可以提前幾天回家。她甚至還能帶孩子到辦公室工作，盡管部門的同事們都沒結婚，但對她的孩子都很友愛，有時候有些不錯的下午茶，她的同事還會特意給她的孩子留一份讓她帶回去。

小花對這一切充滿感激，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去做一個好員工。因為轉行做了新媒體，需要新的工作技能，為了能盡快勝任工作，小花在網上找了一個音視頻剪輯的一對一教學，并請老師在每天中午工歇時間給她上課。為了盡早趕回去接替已經辛苦帶了一天孩子的母親，她一般都會準時下班。但周五的時候她會提前一點下班，這樣能讓母親按時坐上火車回自己家。所有的周六日，她都需要24小時照看孩子。最難的是在孩子剛會爬、但不會走路的時候，因為沒有其他人幫忙，她為了做飯，或者正巧手頭有必須立刻完成的工作，她不得不把孩子放進高高的澡盆、或者洗衣機滾筒里，暫時讓孩子獨自呆著。

在這種高強度和連續不斷的壓力之下，小花的情緒變得容易失控，尤其是面對孩子的時候。她很快察覺這種異常，開始去找本地的心理咨詢服務，也使用唯愛媽媽提供的線上免費心理咨詢服務。小花的工作也正好屬于心理健康領域，她還開始正式學習心理學專業，她覺得這不僅能提高專業能力，對自己和孩子本身也非常有益，這種能將生活和工作結合起來的方式，對她來說非常完美。

小花申請的是國外心理學碩士專業，為了跟上課程，需要強化英語水平，她會充分利用上下班通勤時間學習英語。她早上特意提前出門，專門坐單程要花將近一個半小時的公共汽車，這樣路上可以學習更長時間。晚上則因為要趕回家照顧孩子，便選擇只需要40分鐘的地鐵。平時因為母親可以依靠，她會在下班后繼續留在辦公室遠程上課和完成作業，經常要到晚上十點多才回到家。

然而，小花還是感到很茫然。她很感激部門對她照料孩子的寬容，但這也決定了她不能參與重要項目，畢竟一個重要的項目很難接受項目成員隨時離開。她正是這種情況，無論什么時候，只要孩子生病了、或者老師要求家長去學校，她都得立刻離開工作現場?，F在，她大多數時候只能做一些內勤工作。她非常羨慕在另一個部門負責跟劇的朋友，不僅掙錢更多，而且工作內容也有意思得多，但這個工作經常需要連續外出兩三月跟拍，這對她來說顯然是不現實的。而且她的身體現在也不如從前了，這是因為她特別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環境和感激領導同事的優待，在剛開始幾年里拼命工作和育兒的雙重壓力下造成的，所以自己現在也不像前幾年那么拼命了。

然而對小花來說，暫時舍棄職業發展只是一種策略，她現在只是因為要照顧孩子而精力比較分散，并不是之前周圍人總說的“一孕傻三年”，曾經這種刻板印象一度讓她以為自己是能力不夠而倍感沮喪。她覺得孩子讀小學二年級后，應該就不需要現在這么多的陪伴時間了，到時候她還是要去努力追求職業發展，畢竟她也得靠職業發展才能掙更多的錢，才能為孩子帶去更好的生活——她常常為此深感愧疚，似乎無論怎么努力都很難平衡工作和照顧孩子，還不能讓孩子有更好的生活。

經歷過抉擇，發現高質量陪伴孩子和工作成就感不可兼得

采訪小燕（化名）的時候，她自我介紹的第一句便是：“我常常問自己，我是一個更愿意陪伴孩子的媽媽，在家庭中更多一些，還是更愿意在工作中實現自我價值？”小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很想弄清楚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這對于她要明白自己想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至關重要。她曾在懷孕的時候有一年多時間辭職在家，她一直記得當時那種脫離社會的感覺，她知道那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狀態。

“如果只是帶孩子，成天只圍著孩子轉，會容易失去自我，我覺得那個時候花錢都感覺不痛快”，小燕說。帶孩子的那種壓力是無形的，也沒有邊界，“而工作即便有壓力，這種壓力也是很明確的，不會覺得沒意思。而通過努力工作獲得周圍人的認可，獲得他人的信賴，這對于成為一個完整的人，非常重要。”然而隨后的經歷，又讓她明白，要想工作有所成就，就無法為孩子提供有質量的陪伴。

小燕學習教育專業，有高級教師資格證，但她開始并不太喜歡老師這個職業。有孩子之前，她在傳媒公司，干得還不錯。當然這對她來說似乎也并不難，她從大學起就實現了經濟獨立。無論在哪里，也總是能很快得到領導的賞識，并獲得升職邀請。但現在，她帶著孩子找工作，忽然發現當老師對她來說幾乎是一個完美職業。孩子讀幼兒園的時候，她去一個外語幼兒園工作，孩子也能跟著上幼兒園，她可以隨時照看孩子。后來等孩子上小學了，她拒絕了幼兒園園長邀請她成為合伙人的誠意，又去了一個英語教育機構，因為這里可以托管孩子，她的孩子也可以去，而內部員工還有托管費五折優惠，這能省下一大筆開銷。能將工作和照顧孩子結合在一起，她覺得這真是完美的工作。后來，她看孩子也大了些，應該可以不需要那么多陪伴了，開始想在事業上再闖一闖。

她接受了一個閨蜜的邀請，去了離家比較遠、但能發揮她專業優勢的機構，當時的薪水也很滿意。不出所料地，小燕很快又把工作干得風生水起，得到很多人賞識，當時職位又是管理層，小燕說，“那個時候成就感很高，因此自信度也比以前高了很多”。但是，忽然有一天，學校老師跟她說“小燕，你關注一下你的孩子吧，他最近不太好”。這時小燕意識到，想要獲得工作的成就感，就要在工作中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而每天在高強度的工作之后回到家，雖然看上去是在陪著孩子，自己卻已經累得一句話也不想說，根本談不上什么有質量的陪伴，孩子自然也不會太好。

這對小燕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她回了趟老家，想了很久，最后艱難放棄現在的工作。而這讓力邀她入伙的閨蜜非常不滿。其實小燕也非常不滿，因為她在接受邀請的時候，明確提出過她周六日不能工作，對方也答應了這一要求。但她的閨蜜是剛加入機構的中高層，還在試用期，因此也急切地想做出成績，得到機構認可。實際上，她的閨蜜的孩子和她的孩子年齡差不多，在小燕看來，她的閨蜜也是放棄了很多陪伴孩子的時間在拼搏事業，只不過這并不是她能選擇的“生活-工作”方式。

現在，小燕在離家比較近的一個教育機構工作，專業不十分對口，但她的加入為老板帶來了更高效的管理，因此老板非常信賴她。在疫情期間機構壓力很大的情況下，她的薪水一直沒有降過。老板給予小燕很大的工作彈性，雖然薪水不如以前，那種成就感也不太一樣，但小燕非常感激老板的接納，工作更加盡心盡力。

在小燕心里，有機會再搏一把事業的想法從未消失，但現在她覺得要等孩子讀初二后，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不需要現在這么多的陪伴，到時候她會再尋找新的機會。

傾聽職場媽媽的聲音，理解她們自己的觀點

試圖解決職場媽媽們面臨的挑戰，首先應該去傾聽職場媽媽們的聲音，理解她們自己的觀點，了解一個既定的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是如何影響她們的期待和感受，什么樣的支持系統才能讓職場媽媽們有更多信心去面對這一普遍挑戰。

前程無憂曾發布《2021職場媽媽生存狀態調查報告》，數據顯示，基于職場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中國的職場媽媽最期望得到的支持是“給予適當的彈性工作制”（51.8%）、“給予應享受的福利”（38.9%）、“給予平等的晉升空間”（36.8%）、“給予更多的生育假期”（23.1%）等。這些期待和需求，在美國社會學教授凱特琳·柯林斯在2019年出版了《職場媽媽生存報告》一書中，也不斷被探討。

柯林斯用5年的時間內訪談了瑞典、德國、意大利和美國的135位中產職場媽媽，她發現，社會文化環境和“工作-家庭政策”，會塑造所在社會對“好媽媽”的期待，因此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對“好媽媽”的定義則不盡相同。但無論是在哪一種福利政策和社會文化中，媽媽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焦慮：因理想化的母職標準而倍感壓力；對于職場媽媽來說，則來源于理想員工和完美媽媽的雙重壓力。

瑞典有著全世界出名的家庭福利體系，瑞典政府幾乎掃清了職場媽媽們追求家庭幸福和事業成功道路上的所有障礙，毋庸置疑，瑞典的媽媽們是世界上最具幸福感的媽媽群體。但她們仍為完美家長而倍感壓力——要盡可能將孩子送進最好的日托班，又要確保孩子不會在日托班里待太久；要有足夠的戶外時間，但又不能總是在戶外而脫離日托班的集體生活環境。瑞典政府允許父母們在孩子8歲前都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來照顧孩子，但有母親對這一政策仍有不滿，認為孩子進入青春期后需要父母有更多的陪伴和管教時間。不管怎樣，“這個體系為了媽媽們的個人成功已經將一切都安排好了，這是出了名的”，因此在瑞典幾乎沒有“全職主婦”。如果真有人只想做全職媽媽在家陪孩子，由于豐富的福利和補貼都是基于就業基礎之上的，那么將很有可能面臨經濟難題，也很難被主流文化所理解。

德國實行的是傳統福利模式，這意味著“一人掙錢、一人照顧家庭”，很多時候，這個模式指的就是爸爸掙錢，媽媽照顧家庭。聯邦德國的媽媽可以享受幾乎長達三年的育兒假和充足的育兒補貼，讓很多國家的媽媽們羨慕不已。但對德國媽媽們來說，這不僅意味著在漫長的假期里承擔更多家庭責任，還容易被所在的職場認為對工作不夠上心，畢竟無論在哪里，職場都更歡迎全心全意撲在工作上的員工。然而，如果媽媽主動縮短產假、減少產假福利，盡早返回工作場所，則會被身邊人稱為“烏鴉媽媽”，如果對工作表現得很有野心，則有可能被稱為“事業狗”。在德國，大多數人都認為父母的親自陪伴對孩子成長過程中保持身心健康，是至關重要的。對他們來說，在外面請保姆或者外部其他幫手來照看孩子，是難以接受的事情。

美國崇尚的是美國夢下的個人奮斗，因此美國的媽媽們需要自己非常努力去平衡自身對事業的追求和對育兒的責任。她們所能得到的育兒福利是所有經合組織國家中最少的，甚至只有四個州有帶薪產假。她們一般情況下不會考慮兼職，因為這意味著收入的減少，以及要基本放棄職業發展。美國媽媽們的應對策略，尤其是較為成功的職場媽媽，一般是高價雇傭優質高價的家政服務業，而這需要她們有更成功的職業和更高的經濟收入；同時，她們利用一切技術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家庭事務的條理性。在這種社會文化下，她們無需為自己的事業心而感到羞愧，只要自己能和以前一樣拼盡全力的工作，她們不會因為媽媽的身份而在晉升上遭受不公平對待。美國媽媽因此很少選擇兼職，即便縮短工作時間、要求彈性工作時間都較少，因為這意味著自己基本上放棄了職業發展前景。

更多的外部支持能讓職場媽媽們更“向前一步”

媽媽們積極參與勞動力市場，對國家而言，有益于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家稅收；對媽媽們來說，能提升她們的社會福利，促進女性經濟獨立，并提高實現社會價值的成就感。而讓職場媽媽們有更多信心面對“工作-家庭”關系的挑戰，需要足夠的外部支持。對她們來說，首先要平衡的是“既不是好媽媽、也不是好員工”的壓力和挫敗感，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的是政策上的支持，然后帶來社會文化上的支持。

美國的成功女企業家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曾出版一本暢銷書《向前一步》（Lean In），風靡一時。她認為，女性沒能在職業生涯中取得進步，是有一種潛意識中對工作的保留態度。所以，她建議女性要“向前一步”，對工作毫無保留地付出，尋求挑戰，最終取得職業成就。書中觀點代表了很多追求事業成功的女性想法，因此得到大量共鳴，但是也有很多人對此不以為然。

在現實中，有更多的職場媽媽選擇了“退后”的策略。除了瑞典的媽媽，很多國家的媽媽們都將家庭和工作視為某種程度上的“零和博弈”——為了當一名“好媽媽”，她們都會重新定義什么是成功。德國媽媽們選擇了兼職，并且內化了“成功的事業并不重要，且代價極大”的想法；意大利媽媽們則靈活得多，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外部支持，甚至是利用制度漏洞來獲得最大利益；而美國媽媽們則竭盡全力地奮斗，在壓力實在無法承受的時候，再適當的降低職業期待。

小芳姐，小燕，小花，也是如此。小芳姐放棄了熱愛的兒童教育領域，退后一步選擇了自己最初難以接受的家政服務事業，在艱難的挑戰中，獲得了養育兒女的滿足感和事業發展成就感。小芳姐因為自己經歷過兩難困境，現在她將自己公司的女工分為全勤組和寶媽組，其中寶媽組是“共享崗位”，就是一個崗位由兩個人干，都能有更靈活的時間安排工作和接送孩子，工錢平分即可。

而小燕經過反復爭取和讓步選擇，她已經非常明白，陪伴孩子和工作成就，是一個太過困難的選擇題，無論怎么選擇都意味著另一方面的代價。她在唯愛媽媽互助小組里得到很多情感支持，幫助她走過很多情緒焦慮和低潮的時刻。她說她現在想明白了，要放過自己，“不能既要、又要、還要”。小花也決定要放下，不強求自己做優秀的媽媽，也不強求孩子做“人上人”。但是，小燕和小花的職業進取心從未被消磨，她們都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期限，隨時準備著，一旦機會來臨就要在職場上有所作為。

（感謝唯愛媽媽公益項目提供采訪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