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不見的世界里，渴望被看見

距離第一排黃色豎紋磚從城市的人行道上生長出來，已有三十余年了。

自從《城市道路和建筑物無障礙設計規范》頒布實施后，中國擁有了全球長度最長、分布最廣的盲道。但有個幾乎稱得上吊詭的現象，在這幾年一直被大眾廣泛討論：盲道上什么都可能有，就是沒怎么看過盲人在上面行走。

圖：我國地鐵里的盲道

世衛組織201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失明人士共有824.8萬，全國此類存在視力障礙的人口位列世界第一，截止到2016年，中國視障人群的數量已經迅速增長到了近1731萬人。

龐大的數字背后是一個個真實存在的人，出于各種主觀或被動的原因，被一堵無形的墻隔離在大眾的視野之外，形成一種尷尬的“雙盲”局面：在一個他們看不見的日常世界里，他們也幾乎很難被看到。

播客節目《故事FM》在2016年曾經做過一期內容，受訪對象是一名視障人士，主播跟隨她同行一段她的日常上班路，見證在沒有盲道設施的情況下，她如何借助科技的細微成果，跨越障礙、避免危險。

一路上磕碰難免，也正如這段社會向整體無障礙環境過渡的三十年，不管是無障礙設施在城市中的普及運用，還是心理隔閡在不同人群中的消融，抑或是各類正常需求的聲音持續發出，讓隱匿于人群中的視障群體走進日常社會，注定是一條被期待、也應該被支持的道路。

更為重要的是，首先，它應該被“看見”。

撕下特殊標簽

手機導航在目的地前十米左右的地方結束了，正常情況下，金昊走完這段距離，只需要再用盲杖摸索十五步，這對早已習慣黑暗的他，稱不上“難題”。

問題出在看不見的方位上。

像往常一樣，他寄希望于向路人問路，然后被他們的善意帶往終點。

“你確定是真的要去那個地方嗎？”金昊要去的是一家成人用品商店，求助在路人的反復確認下被拒絕，他只能摸索著走進每家店面，挨個詢問。盡管看不到，從那些回答的語氣里，他能敏感地聽出幾層意味：既詫異于一個盲人要去“那種地方”；又鄙夷一個盲人，竟然還要去“那種地方”。

金昊的這次探索，并沒有因為他最后成功地“摸”進那家成人用品店而以勝利告終。店家拒絕了他展示一些商品的請求，告訴他，“你搞錯了。我們的東西只能看不能摸?！?/span>

這是金昊參加“殘障與性”工作坊培訓后的一次實踐。這樣的經歷，在視障人士的群體里，并不多見，倒不是因為被拒絕，而是因為“不會去做”。在當下無障礙設施尚未完善的社會環境中，視障人士出門后，可能要面臨更多無助的狀況。比如，最終不確定會指向哪里的盲道，沒有語音提示的紅綠燈，只上行不下行的地鐵手扶電梯，拒絕導盲犬同乘的交通工具……有些視障人士選擇不踏出家門一步，更不會像金昊一樣，主動走進一家成人用品店，冒著極大概率被拒絕的風險。

“人們不會想到你有這樣的需求，也不認為殘障者應該有這樣的需求?！薄皻堈吓c性”領域的倡導者蔡聰在講述這個故事時，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和金昊一樣，蔡聰也是一位視障人士，除了“奇葩大會辯手”之外，他身上還有幾種不同的標簽：一加一殘障公益集團合伙人，上海有人公益基金會理事，曾創辦殘障社群雜志《有人》，一名六歲孩子的父親。

圖：蔡聰在對視障人士進行“殘障與性”主題的培訓

金昊所經歷的好奇與困惑、遭遇的誤解和質疑，蔡聰都能感同身受，借助于各類發聲渠道，他正在努力讓這些被社會忽視的問題，被更多人看到。

蔡聰的視力障礙源于10歲時藥物性青光眼導致的視神經萎縮，在念大學之前，他一直在普通學校就讀，因為成績好而被當作“身殘志堅”的勵志典范。久而久之，蔡聰琢磨出這種光環下的“不對勁”，“殘障”這一標簽，應該把他和非殘障者區分開嗎？至少在青春期男生對“性”好奇這一點上，他感受到大家的共通性。

和大多數非殘障者一樣，蔡聰第一次與“性”的正面接觸，來自于初中的生物課，當時老師并沒有將他與其他同學區別對待，統一下達了“自學”任務。只不過對于視力障礙的他來說，這個任務幾乎不可完成。因此，等到大一的專業課里出現“生殖系統”相關內容時，蔡聰很期待可以彌補當年的缺失。畢竟他學的針灸推拿，是屬于醫學專業，需要對人體有充分的認識。這個堪稱樸素的愿望，在老師又一次給出的“自學”指示里落空。除此之外，他還得到了一句老師開玩笑的托辭：

“反正你們將來又用不到?！?/span>

從初中到大學，對于“性”的求知與好奇，全部被扼殺在這句話中。這也讓蔡聰敏感地意識到，“殘障”正在成為一個刻板的標簽，抹殺掉這個群體的許多正當訴求。

諸如此類的情況，在隨后幾年的大學生活里時有發生，也一步步地將他推向致力于保障殘障人的性與生殖健康相關權益的公益事業，幫助更多像金昊這樣的人，走出殘障帶來的孤獨與壓抑，從身體出發，正視自己的需求和權利。

一個非殘障者走向成人用品店也許不必經受任何質疑，但換成一名視障人士去尋訪，則需要承受各種“判斷”，除卻大眾本身對于“性”話題的敏感之外，究其原因，“殘障”這一標簽帶來的刻板印象，難辭其咎。

廣泛存在的社交屏障，讓公眾很難也很少將目光投向視障群體的日常生活，除了偶爾路過的盲人按摩店一隅，大多數視障人士都生活在公眾有限的想象之中，成為應該施予同情的援助對象，或者授予光榮的勵志典范，反而忽視了一些最為質樸的內容：殘障造成的只是他們身體上的差異，并沒有剝奪他們悅納自己的權利。

而蔡聰正在做的，就是幫助同行者，慢慢撕掉那層被打上的標簽，帶領他們重新回到人群，接納自己，踐行他的那句有力的宣言：殘障只是一個人的條件，而非缺陷。

成為具體的人

受當時政策限制，蔡聰無法參加普通高考，最后就讀于單考單招的特殊教育學院，主修針灸推拿專業，對口被社會公認“最適合”視障群體從事的“盲人按摩”，在此之前，他們被廣泛接納的行業是“算命、乞討和賣藝”。

在2014年普通高考首次出現盲文試卷之前，盲人按摩一直是這個群體最重要的就業方向。學習人體繁雜的經絡走向，練習各種專業的推拿手法，一來需要興趣，二來需要體力。

盡管就業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保證職業的穩定性，但在大部分逼仄的按摩房里，與陌生人進行直接的肢體接觸，并不是每一位視障人士都甘之如飴的職業選擇，尤其對于大部分視障女性。按摩專業能教會她們如何成為一個醫師，卻沒辦法教會她們怎樣去做一個服務者，如何保護自己不被心懷不軌者騷擾。

在推拿店遇到顧客性騷擾，是從事按摩行業的視障女性及其家庭成員非常顧慮的問題，在視障多元就業渠道興起之前，絕大部分的視障女性，主要的歸宿是婚姻和家庭。

蔡聰在《單身高學歷視障女性婚戀觀影響因素初探》一文中指出，視障群體因為信息獲取、認知的方式與非視障者迥然不同，通常被認為是“殘中之殘”，需要給予更多的幫扶與照顧?；谶@種情況，足夠現實的婚戀市場里，留給視障女性的選擇余地，少之又少。而一位視障女性可能會遇到的更為殘酷的現狀是，在父母急于安頓而促成的婚姻里，因為性別和身體的雙重弱勢，成為言語暴力、肢體暴力甚至性侵害的對象。

所以，一個不愿意從事按摩的視障女性，在當下社會究竟能夠抵達多遠的地方？

入選福布斯中國2021年度30under30榜單的年輕女性、1994年出生的馬寅青，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答案。

從幼兒園到高中，馬寅青都是在盲校度過。大學填報志愿時，遵循家人的建議，她選擇了針灸推拿專業這條相對穩妥的路。但是在正式的學習中，她發現，比起人體經絡，彼時社交圈里興起的網絡有聲平臺，更能激發起她在盲校參加話劇社時培養的語言表演方面的特長與興趣。

2018年大學畢業后，馬寅青毅然決定走網絡配音這條路。起初，她也因為“視力障礙”的限制碰過不少壁，哪怕她有足夠分量的作品與項目經歷，但對方給出拒信的原因，往往是對她在“出行”“同事關系”等方面的擔心。

在畢業后長達半年的職業不確定里，馬寅青堅定地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放棄任何網絡配音的機會，來驗證這份興趣是否可以轉換成為收入，負擔日常生活。2019年，在這條路被趟順以后，馬寅青決定拉上志同道合的朋友，組建自己的團隊，勇氣一方面來源于足夠的實力，另一方面來源于對求職屢遭不順的“不服氣”。

“如果我們真的能做出合格的作品，相關的公司一定能看到，我們這樣的群體也是可以去從事這類工作的?！?/span>

圖：馬寅青在配音中

如今馬寅青成立的文化公司已經小有規模，員工有四分之三是視障人士。同時，她還是喜馬拉雅的簽約主播?；貓蠛唾澴u接踵而至，在多元就業的時代，她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自身價值。

在光芒之下，馬寅青并不想活成“勵志”的典范。比起被當作一個群體的抽象標簽，她更想活成一個具體的人。不管“成功女性”還是“視障女性”，撕掉這些身份標簽后的馬寅青，過得和她這個年齡段的女孩沒有任何區別：

她會在言情小說里獲得愛的啟蒙，也會對婚姻有期待，對未來的另一半也充滿想象；同樣地，也會在戀愛上遭遇分分合合等煩惱；一樣不太能理解上一代人在“性”話題上的保守與刻板。

“哪怕科學家、明星這種所謂的很有成就的人，不都會有性生活嗎？”馬寅青很爽朗，在她看來，性這件事情，跟殘障與否沒有關系，作為人類情感的連接，它只是人的本能，不管是不是殘障女性，只要她們有正常的情感訴求，那么這件事情就應該被尊重。

一小步，一大步

類似馬寅青這樣的成功案例，在互聯網如此發達的當下，并不算一個特別的存在。新興發展起來的視障多元就業渠道，為所有視障人群提供了“盲人按摩”以外的另一些職業可能。

隨著讀屏軟件在智能手機上的普及，視障群體也能熟練地使用各類軟件，適應各類職業以及社交場景；隨著信息無障礙應用的普及，更多的視障人士開始走出家門，做程序員、培訓師、客服、寫手、淘寶店主……

但是，在回顧馬寅青提供的“女性樣本”時，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個體的特殊性，包括她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的成就歸功于這種特殊性。

首先，馬寅青成長在擁有豐富教育資源的大城市，一路就讀盲校并考入大學，接觸到話劇社這一“伊甸園”，發掘了自己的熱愛；其次，父母給予了足夠的關懷，讓她不至于被家里長輩接回鄉下，自生自滅；最后，她的事業發展在一個對殘障人群有著充足保障的地區，讓她創業的時候，可以放開手腳……

我們不難發現，從以上條件輻射出的，是教育、家庭以及社會三方面的助力，它們足以幫助任何一名視障人士——不僅僅是女性群體，成為一個具體的、無差別的人。

如果說，教育的發展在于國家，家庭的關懷在于父母，那么社會的幫扶，則切切實實地落在了企業與個體的肩頭。

在蔡聰十多年倡導和保障殘障群體權益的事業里，他以視障群體一員的身份，觀察到了許多視障人士因無法跨越生理障礙而選擇逃避社會的原因：許多主觀避世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環境中許多看似中立但實際上欠考慮的設計和規則。

一個真正理想化的社會，更應該關注的，往往不是那群在前面走得最快的人，而是走在后面、需要被拉一把的人。不論是出于主觀還是被動的原因，當下社會掌握話語權的開發和設計者，幾乎都來自于非殘障人群，很難切身體會殘障群體的真正需求，或者是想當然地予以他們標簽化的想象。究其根本，是當下的個人，以及由這些個人組成的企業，并沒有得到正確引導，應該怎么正?！翱创奔啊皩Υ睔堈贤?。

想要邁向理想化社會的第一步，是學會平等地看待他們，正視他們作為人的各種理所應當的權益，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娛樂、出行、餐飲還有性愛的各類需求。為殘障群體做出改變的一小步，也是人類邁進理想社會的一大步。

2022年全國助殘日到來之際，杰士邦零感超薄系列安全套對產品包裝進行了全面煥新升級，在新包裝上增添了盲文標識，系列內的各個產品背面都有對應不同含義的盲文字符。

在安全套產品的無障礙設計上，看似簡單的盲文印刻，卻用了整整五年。每年，杰士邦都會召集全球各地分公司的產品人圍繞產品優化主題開展頭腦風暴。2018年，杰士邦中國團隊提出了在包裝上添加盲文設計的創意，并獲得通過。

參與該項目的員工一邊自學盲文，一邊邀請專業人士翻譯“超薄”“超潤”“玻尿酸”等產品常用詞，并邀約來自北京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的視障人士參與隨機測試。

解決了翻譯問題，印刷工藝也是極大的挑戰。盲文在排版上對空間要求較高，而且要嚴格按照《GBT37105-2018包裝藥品包裝上的盲文》等標準，更要考慮各種觸摸條件下的可讀性，杰士邦經過多次的印刷、測試，最終確保了盲文凸起的清晰、明顯。

這是兩性健康行業在無障礙設計上的全新嘗試，杰士邦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也絕不會是唯一的一步。

杰士邦相信，愛是所有人類最自然、最基礎的情感，無論身處光明還是黑暗，都向往被尊重、被愛，同時也希望，任何社會個體都能享受到健康安全的親密體驗。未來，杰士邦計劃在所有安全套產品包裝上添加盲文標識，也將繼續在為更廣大的群體提供更好的產品方面進行更多的探索。

（文中金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