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戰略分析家的謝林
從根本意義上說,謝林以及他的繼承者忘記了他們的博弈模型作為抽象的玩具,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用于真實世界的戰略決策問題,不僅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本文首發于2022年6月16日《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劉小磊
謝林曾經被認為是1950—1970年間最有學術影響和政策影響的“戰略分析家”之一。
謝林因為發展了關于“有限戰爭”的理論,特別是基于博弈論的“戰爭是談判”的理論而聲名鵲起。盡管謝林獲得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在大眾心目中的最主要貢獻是沖突理論,特別是基于博弈論討論沖突。謝林曾經被認為是1950—1970年間最有學術影響和政策影響的“戰略分析家”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應該把謝林和基辛格等人區分開來,基辛格本身就希望進入政府,但謝林不是——他只是希望有政府的人聽他的。事實上,保羅·尼茲(Paul Nitze, 凱南的繼任者)確實邀請謝林到美國國防部工作,但是謝林拒絕了,轉而推薦了同事和好友約翰·麥克諾頓(John McNaughton)。謝林和麥克諾頓當時都任教于哈佛大學,可以說是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的知識大本營。后來以“五角大樓文件”聞名于世、在美國國防部和蘭德公司都工作過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則是謝林的博士生,也是一位出色的博弈論專家。
毫無疑問,謝林為兩個超級大國如何在核恐怖下避免“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以及對一些至關重要的理念和理論,包括“(核威懾的)戰略穩定性(strategic stability)”“軍備控制(arms control)”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但是,謝林的“有限戰爭理論”在常規戰爭中,特別是在美蘇之間的“代理人戰爭中”的命運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從1964年起,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考慮如何升級越南戰爭時,通過麥克諾頓受到了謝林的影響。謝林本人一開始也是支持越南戰爭的。不過到了1968年的“新年攻勢”之后,他放棄了。麥克納馬拉也于1968年2月離開了約翰遜政府。此后,謝林基本不再討論越戰,包括美國撤出越南后的影響,也從未就他在越南戰爭中的有害影響道歉。
因此,后人對謝林以及他的繼承者發展出的這些“有限戰爭”理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該理論在常規戰爭中遇到的問題,又特別聚焦于“理性選擇的有限戰爭”的理論,包括“理性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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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游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