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硬上：民國筆記中廣東人的“硬”氣

廣東人到底是一種什么樣性格的人？旅居廣東三十余年,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人云亦云,耳食紛紜的“敢闖敢試，低調務實”之類，不過是順應時代意涵的語調。不奢談當世之事，且梳理一下近些年來收集到的一些史料，還是若有所得，值得公諸同好——終民國之世，廣東人給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個“硬”字。

一

官至國民黨政權“立法院長”的劉健群,在晚年回憶錄中,通過比較各地車夫行為之一面,拈出了廣東人性格“硬”之特質——北平的車夫“要錢不罵人”,廣東的車夫“罵人不要錢”,“首都南京”的車夫,則是既罵人又非要錢不可:

廣東的一毫子與二毫子在外江佬聽來都不大有顯明的分別,所以坐車的外江佬,常和廣東的車夫在講價時發生誤會:車夫說的二毫子,外江佬聽的是一毫子,車到地頭,發生爭議,彼此言語又不盡通,最后廣東車夫一賭氣將車子往地下一擺,一句口頭語:“丟那媽!”干脆對那一毫子放棄不要。這是廣東人硬碰硬的個性,既罵人就不要錢了。(《銀河憶往》,中華書局2016年版,《且談各地的人力車夫》,第88頁)

“食在廣州”,有人則從吃中看出了廣東人民性之“硬”:

語云:“吃在廣州?！睆V州居民似對吃甚感興趣,無論中下之家,早餐均赴飲食店進食芝麻糊魚生粥等小食,定價頗貴,而各食肆晨間門庭若市,莫不利市三倍。從飲食店中,復可窺出廣東人性格“硬朗”,不予通融的一般。如專售甜食的鋪子,不售咸食,反之亦然。此外,在同一店鋪中,復規定上午供售某項點心,下午另售他項點心,如索取規定以外之點心,即無法購得,此與滬上五芳齋這一類點心店售大肉面魚面等以外,視季節兼售綠豆湯、糖山芋等物,頗有不同也。(紀穆《廣州印象》,上?！渡陥蟆贰白杂烧劇?1948年10月23日第8版)

這種食性之“硬”,不獨在廣東本土,即使遷地易居經營他方亦不改,比如上海的廣東茶室:

這茶室是打從南方來的,原因是一般硬繃繃的廣東朋友,于吃字一道最有研究,他們于一盞茶罷,需得要弄點吃食點心之類聊備充饑,就在這情況之下,茶室老板大事擴張,竟連酒筵大宴也增加在茶室里面了,一般普通的經濟朋友,當然揀價廉物美的東西喊,可是有點兒錢的紳士階級卻二樣了,非得要銀臺面上來幾道魚翅海參不可,這樣雖是吃茶為名,卻是宴客是實,所費之資多至數十元者,吃茶其真茶價騰貴也。(陳忠豪《茶室風光》,《小姐》1937年第6期)

其實廣東人的“硬”氣在飲食服務員也即招待或侍役身上體現更充分:

粵菜在上海占著極大的勢力,而形成了一個托拉斯的大集團,其余的各幫菜館,受那集團的破壞,已無掙扎的余地,只有呻吟喘息,暗自浩嘆的份兒……平心而論,廣州館,確也有不少優點,為其他所不及的。第一,庖者考究,第二,清潔鮮美。就只是一件,廣幫堂倌的招待太簡慢了,硬繃繃的,一些禮貌也沒有,這不但廣東堂倌如是,也可說是多數廣東人的特性。這和一走進北平館,五六位青布袍伙計笑臉迎送,爺長爺短的情形相比,真有天淵之別了。(寂寂《廣州菜底權威:蠔油牛肉打倒小黃魚》,《社會日報》1932年8月31日第1版)

但是,請別誤會,這種“硬”氣只會使招待更周到,而不是口惠而實不至:“在他們硬繃繃的性格中,對待客人,倒是唯命是聽,沒有一些兒不周到的地方。但是我們要叫喚他們,是‘伙計’而不是‘堂倌’?！?春申君《上海講座:廣東菜在上?！?《上海周報》1933年第1卷第20期)觀察的確非常到位。一方面,廣東的侍者之所以表現出“生性硬繃繃”,在于他們“不專巴結小賬”,另一方面,不能叫他們“堂倌”,因為這些“伙計”大都是廣籍,“廣東音的‘伙計’如同上海音的‘鑊蓋’相仿。他們愿做‘蓋’而不喜做‘官’?！?老飱《粵菜館與寧波菜館》,《上海生活》1938年第2卷第1期)

也有人觀察到廣東人性情靈活柔軟的另一面,但畢竟是相對于“硬”而言的:

說了半天,徽館生意不佳的本命星君,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吃了大價錢沒有面子?我現在借箸替徽館畫策。第一,廣東館不是也賣大洋的么?然而嘴里雖然硬功夫硬碰硬,事實上可軟下來了,從徽菜那種大館子起,到宵夜館止,都改售小洋了。碰硬碰的廣東館尚且臨盆,徽館就不好臨臨盆么?(開末而《對于吃徽館的意見》,《大常識》1928年第2期)

二

廣東人這種“硬”氣是如何形成的呢?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當與其綿疆峻嶺的自然環境,以及遠離朝廷仕進不易的社會歷史有關。甲午恩科進士出身,入過翰林,官至安徽提學使,辛亥革命后隱居上海專述著述的廣東東莞人張其淦(1859年-1946年)在《嶺南名臣序贊》中說:“綿疆峻嶺,代有偉人；文川武鄉,常產賢哲?！倍斫詠?梁啟超在《袁崇煥傳》中在力表彰的東莞人袁崇煥,就是這種綿疆峻嶺所產“硬”氣人物的最佳代表:

吾粵崎嶇嶺表,數千年間,與中原之關系甚淺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關系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自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崇煥其人也。

根據陳序經教授及耶魯大學蕭鳳霞教授的研究,袁氏出生疍民之家,占籍廣西藤縣得中進士,其后來為國干城所賴以從故鄉招募的子弟兵,大半也是疍民,“丟那媽,頂硬上”,這句始自疍民的粵諺,也成為他所率部隊的“沖鋒號”。

同是出自珠三角地區疍民之家的晚輩音樂大家冼星海,不僅從不以出身為諱,還將疍民最著名的民歌《頂硬上》譜曲演唱,自署作曲人,作詞人則徑署其母黃蘇英,自豪之情,沛然可見。此后,無論何時何處,冼星海演唱此曲,第一遍必用廣州話,寄情之深,溢于言表?？梢哉f,袁崇煥與冼星海,不僅是蛋民精神的一種象征,也堪為嶺南精神的一種象征。所以冼海星在后來的創作中,將這種“頂硬上”的精神不斷升華,升華為嶺南精神,升華為民族精神,誠如其所作《民族精神》所唱:

幾大就幾大,大家頂硬上!疏蘭,盡地一煲!丟那媽!挾山超海雖空話,死命擁擠奈我何?珠江水長,五嶺山高,我們靠著那只要吐口氣,天地撞破、撞破、撞破,丟那媽!怕什么?(陳銘樞作詞,見《冼星海全集》第二卷,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頁)

按:“疏蘭”當即“曬冷”之意,粵語中玩沙蟹(ShowHand)賭博時的一種下注方式,指將手上全部籌碼都作為賭注,一局定生死,引申為豁出去的意思?！氨M地一煲”則是決絕、最后一搏之意,合而言之,即不要茍且服軟,寧愿犯傻氣頂硬上拼力一搏。而將“丟那媽”這種“粗口”寫入以《民族精神》為題的歌詞中,也可視為廣東人“硬”氣的一種特殊表現吧；其實也早有人用“丟那媽”來指代“廣東人”了:“上海人之喜歡吃廣東菜者,除旅居在上海的“丟那媽”以外,其他的一般人,可說是同有此好……”(春申君《上海講座:廣東菜在上?！?《上海周報》1933年第1卷第20期)

其實外人對廣東人這種性格的形成與人文地理的關系也有觀察:

地理與人文倒不無關系吧?雖然我并非純粹“地理條件說”的機械論者。但我踏進廣州,正如踏進長沙一樣,感到一股活力。那重濁的廣東話,令我記起急促性的湖南話來。不必說,湘、粵兩省是土壤相接的,為了這,湖南人與廣東人的性格頗有相同之點。從來有人以為中華民族性最優良的便是湘、粵兩省人,或許不至于認為過論吧。假如這話頗有根據,那么,湘女的堅貞與粵男的硬朗,老早傳播于中外人們之口了。自然,這是指湘、粵兩省人文的特質,并非就一般而論。也許長沙和廣州恰是都市的地方,較之鄰縣邊鎮的湘、粵人,其堅貞與硬朗恐又未免隨而遜色些吧?

這所謂“民族性最優良”的解釋,除了堅貞與硬朗之外,說得鮮明點,就是團結、勇敢、吃苦、富于反抗；同時,沒有叩頭打拱的奴性,和損人利己的自私性。湘、粵兩省人,是最有希望的中國人啊!(姚苡《南國瑣話》,《宇宙風》1938年第63期)

把考察視野擴寬一點,民初之時,浙人徐珂說:“凡掀動天地之事,若戊戌維新,若辛亥革命,莫不藉粵人之力以成?！币部芍^對粵人“硬”氣的另一種表彰吧。而抗戰初期關于“廣東精神”的全國大討論,更可視為對廣東人的“硬”氣的另一種廣泛的高規格弘揚,我已撰專文《抗戰前后的“廣東精神”大討論》刊于2019年9月18日《上海書評》,此處不贅。最后仍需略贅一語的是,上世紀的改革開放,廣東得領風氣之現,如果沒有“丟那媽!頂硬上”,“殺出一條血路”的“硬”氣,怕也是沒有今日的大好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