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民企基金會側寫：老、中、新三代的使命與突破

關于企業基金會，好像總是有好多問題。

多年承接企業公益執行的從業者感嘆，“一部分企業基金會最重要的崗位就是財務，除了捐錢什么也不做。”跟蹤研究企業基金會的學者坦言，“企業基金會是企業的，還是社會的？這個邊界至今沒有厘清。”

公眾的態度更為直觀。有網友在知識社區發問：企業都這么有錢了，為什么還需要人們花錢支持他們的公益項目？企業做公益是不是為自己“臉上貼金”……當然還有一部分公眾，對“企業基金會”這五個字無比陌生。

但自疫情爆發至今，民營企業及其發起的基金會身影無處不在。

根據全國工商聯發布的《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21）》所進行的數據披露：截至2020年4月，全國共有11.06萬家民營企業參與疫情防控，捐款172.22億元，捐物價值119.27億元，設立基金61.81億元。

但企業及其基金會能做的絕不僅僅只有這些。“我國的企業基金會以散財的方式為主， 又局限于專業性偏低，”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公益研究中心的沈慎等在《企業基金會：期待將企業特長與公益專業性結合起來》一文中認為，“僅僅是拿出錢或物來遞送給所需要的公眾，雖然這樣的行為是當前社會急需的行為，但其在如何打造、產生物質幫助之外的精神幫助的效果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專業性差距。”

從老、中、新三代中國互聯網民營企業基金會出發，側寫中國企業基金會十五年發展歷程，試圖從中剖析企業基金會的痛感與境遇、轉型與路徑，以及發展的邊界。

定義

“我國是否有‘企業基金會’這一類別（專屬名稱），官方是否認可‘企業基金會’這一類別？”

2022年3月8日，昆明市民政局在“政府信息公開”欄目回答如上問題時認為：“企業基金會”是對由企業、企業集團或者企業家發起成立的基金會的俗稱，其主要資金來源于企業或企業家捐贈。

“無論是慈善法或者基金會管理條例上，壓根就沒有企業基金會這個概念”，目前就職于企業基金會且兼任企業公益部負責人的艾曉宇雖然對類似定義表示認可，但卻不太喜歡“企業基金會”這個稱呼。

在他看來，這類基金會應該叫“由企業發起的基金會”，而企業與企業發起的基金會是兩個獨立的主體。

“我認為各種表述之間沒有對錯之分”，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秘書處注冊機構為北京基業長青社會組織服務中心）副秘書長譚紅波表示，“可能大家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他認為，從實踐的角度來講，企業基金會主要指那些由企業出資發起設立，且運營發展的大部分資源依靠或來源于企業的基金會。有一些基金會由企業出資發起設立，但運營發展的資源逐漸不再依靠出資發起設立的企業。而企業基金會的日常運營發展資源有的來源于單一的企業，比如騰訊基金會；有的不是來源于一家企業，而是數家企業。

“我更認同依靠運營發展的資源來源于誰，來進行判斷”，譚紅波認為，“如果主要資源來源是企業的話，就應該是企業基金會?！?/p>

對于稱呼的“較真”，是各視角下的研究者們大都關注的話題，其背后便是對企業基金會一個核心問題的“拉扯”——企業基金會的獨立性。

“把握了底線，就不應該機械地去搞社會上說的‘去企業化’什么的”，浙江新湖慈善基金會秘書長葉正猛曾在公開發言中引用《慈善法》第十四條規定：慈善組織的發起人、主要捐贈人以及管理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系損害慈善組織、受益人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基金會中心網秘書長呂全斌也認為企業基金會不能輕易談獨立。在他看來企業基金會與企業“互相依存”，在治理不獨立、戰略不穩定，業務無品牌和資源不多元時，輕易談獨立容易“自尋死路”。同時，呂全斌也反對企業基金會完全“躺在企業的懷抱里”，應該按照現代基金會的運作規律將其進行考量。

但令人遺憾的是，企業基金會在實際業務運行時，往往受困于企業與之邊界的模糊，或者從一開始便沒有規劃好基金會發展路徑，而爆發各種沖突，并對企業基金會的管理層提出更高要求。

根據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日前對十一位民營企業基金會秘書長進行的調研中發現，企業基金會與企業之間的關系目前大約有五種類型：其一是秘書處對企業無序管理的“逃離”；其二是企業基金會儼然在實際層面成為企業的一個部門；其三是基金會原則上獨立運行，但服從企業實控人的決定；其四是企業社會責任等部門與企業基金會“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其五是企業將基金會“扶上馬”，但對其后續的發展要求獨立運行。

仔細分析各個類型基金會實際開展的業務不難發現，往往該基金會目前所處的管理窘境，一定程度上與基金會發起時企業的構想本身或者幾無構想存在正相關性。

“企業在發起基金會的時候一定要反復想清楚并進行論證”，譚紅波在受訪時特別強調，“不能說我要做公益，做好事，就拍腦袋去成立一個基金會?！?/p>

亮相

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此前披露的數據顯示，近年來企業捐贈在中國社會捐贈總額中占比一直在60%以上。

“應適度放寬企業基金會注冊門檻及業務范圍限定”，小米集團創始人雷軍在今年兩會期間提出建議，借此幫助企業提升從事公益事業的專業化水準。有關專家也在評論該事件時直言：雷軍的提案很有針對性，面對政策上的“高門檻”，民企們正陷入一場“基金會困局”。

從目前已有的企業基金會回溯，這是否真的是一場“困局”？作為企業基金會中的“大頭”，民企基金會應當如何“亮相”？答案或許就在一個個已經實現突破的案例之上。

2005年3月，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支持發展慈善事業”。2006年，騰訊啟動籌備第一家互聯網企業發起的慈善基金會。2007年6月26日，騰訊基金會成立。

“作為一個互聯網企業，我們希望能夠負擔起企業的社會責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圍里做一些事情。”騰訊基金會秘書長葛燄在接受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專訪時，談到騰訊基金會成立時的考量。這同騰訊基金會發起人陳一丹此前的表述一致，“我們希望做一些事情，但希望形成自己的體系和制度。”

彼時沒人能夠料想到，不到一年后發生的特大地震，同樣給公益行業帶來了顛覆式的發展。

“2008年可以稱之為中國公益元年……由于汶川地震，政府、社會認知到公益慈善、社會組織、志愿者的重要作用與價值，具有啟蒙與里程碑意義。”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鄧國勝曾在受訪時表示。

此時，騰訊公益平臺以網絡募捐的形式發力汶川地震災后救援和重建。據騰訊方面披露的官方數據顯示，該平臺上汶川地震的救災項目一經發布，便在短時間內籌集到2300余萬元。 

實現這樣的成果一定程度來源于，騰訊基金會及騰訊公益在誕生之初便設立的定位——“連接器”。“左邊連接的是愛心的用戶，右邊連接的是公益行業和愛心企業”，騰訊公益平臺負責人劉琴解釋道?；谶@樣的原則，騰訊基金會十五年來變化、升級從未間斷。

“不管一家企業或者一家基金會多么強，但是他的力量還是有限的”，多年來踐行資助型公益發展的劉洲鴻也認為，“很多社會問題的解決，其實是需要導入更多的資源進來。”

做什么事，怎么做事，似乎從企業基金會誕生之初便能一窺全豹。

作為企業基金會的后來者，新氧基金會的公益之路開啟得較晚，但發展起來的誘因同樣源于災難。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我們捐了1000萬用來抗疫。”艾曉宇介紹，“當時捐給了紅十字基金會。”他坦言，當時捐完之后沒有深入思考要怎樣去做公益。

但插柳成蔭，基金會的亮相在捐贈之后發酵，他們的后臺陸續收到一些公益求助：我在做整形，但我整形的目的不是為了變成明星，我想做回自己，還原我自己。

這個求助來自一位遭遇交通意外，導致全身大面積燒傷的孩子。

“這一類群體需要我們去幫助”，隨后艾曉宇所在的企業開始捐贈醫療資源及資金。但受困于不專業的團隊，救助效率十分低下，“2020年我們承諾捐贈1000萬，但一年才救助四個人，錢也只花了很少的一部分。”成立一支專業公益團隊的愿望呼之欲出，隨后不久新氧公益部成立，新氧基金會亮相，艾曉宇出任秘書長。

“Herlin和Pedersen基于邊界組織理論……認為企業基金會是介于出資企業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一種邊界組織”，東北財經大學博士陳鋼、時任天津財經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維安所撰的《企業基金會及其治理：研究進展和未來展望 》一文中引述道。

根據該文的解釋，可以將企業基金會視為企業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橋梁”，能夠起到聚集（convening）、轉化（translation）、調解（mediation）和協作（collaboration）四個方面的作用。

境遇

當橋梁建成的那一刻，就意味著保障通路是它最大的使命。

2015年，騰訊發起99公益日。這被業內視為互聯網公益進化的重要標志。“騰訊基金會借助騰訊本身的連接能力，以及移動互聯網的數字化能力，快速地進行騰訊公益平臺升級，向人人可公益邁進”，葛燄將此稱之為第二階段。

此時中國公益尚處于深水區：一方面公眾尚未從不斷發生的公益失信事件中走出，并對半強制性的集體捐贈表示不滿，另一方面公益發展的公眾局面仍未實現破局。

何以實現連通？99公益日努力地奏響了序曲。

談及為什么要辦99公益日，陳一丹用一句話概括了原因：“多年的公益探索和同行總結的經驗告訴我們，癥結出在‘信任關系’上。”

為此，騰訊基金會借助99公益日希望讓每一筆捐贈透明化，讓平臺連通愛心者、行動者、資源方，讓捐贈“在一個透明的玻璃世界里旅行。 ”

2018年，99公益日進一步開源，推出“冷靜器”功能并號召“理性公益”。隨后幾年，騰訊公益聯合行業共同倡導“透明公益”，包括推出公益項目公信力評估系統、互聯網公益公眾監督行動等行業共建項目，并陸續開展回響計劃、公益股東人大會、公益真探等透明公益行動。 “這幾年大家會看到每一年的99公益日，項目、參與機構數、用戶、籌款額在不斷刷新”，葛燄將之稱為中國互聯網公益發展的體現。

而這恰是騰訊基金會發起方騰訊公司的優勢領域，“騰訊本身是一個社交屬性非常非常強的一個公司”，劉琴表示，“依托于企業本身很優質的產品，和公益去做一些創新和結合”。

如今，騰訊基金會及騰訊公益已經變成更多企業、基金會學習的經驗。

也是在2018年，美團基金會由美團公司捐贈發起，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記成立。根據其官網設置顯示，該基金會主要進行“響應突發公共事件”“袋鼠寶貝公益計劃”等項目。另依據其2021年度工作報告顯示，美團基金會還開展了“數字化幫扶公益計劃”，并在工作總結中稱之為“數字化公益項目共創”，具體項目包括：凈水計劃、愛佑先心病、夢想中心、女生生理健康寶等。

值得注意的是，成立一年后，美團基金會便發起國內首個針對全行業外賣騎手子女的公益幫扶計劃。從該基金會發起方的資源優勢來看，這個項目具有先天的適配能力。與此相似，新氧基金會的公益項目也依托于自身的資源優勢。

從企業基礎出發，“我們也嘗試著在整個整形行業里面做一些事情”，根據艾曉宇介紹，新氧基金會主要關注兩大領域，分別是醫療救助體表缺陷患者群體和關愛女性，后者包括女性美育教育、青春期女性生理衛生健康教育等。

“企業基金會給公益慈善事業帶來不僅是資源，資源的背后還有獲得資源所奉行的價值觀和成功的經驗、發展理念”，譚紅波以騰訊為例介紹，“像這種大企業本身動員資源的能力非常大，格局和體系也很龐大”。他認為這樣的資源投入給整個公益慈善事業的生態帶來深刻和廣泛的影響，但騰訊對科學、互聯網的價值認同，其企業發展的經驗也伴隨著資源的有效運用給公益慈善事業發展提供了很多啟發和借鑒。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治理與公共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京師善財傳承實驗室首席專家傅昌波也認為，“企業基金會運用企業的核心能力、資源來奉獻于公共目的，本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過傅昌波也指出，企業公益或者企業基金會本身作為企業捐贈，需要照顧整個企業的共同意志，“比如可能需要企業董事會的決策”。此外對于企業核心能力和資源轉化為公益價值的測算也很重要。他以抖音的流量和騰訊的首頁空間為例，“貢獻了多少流量來支持鄉村振興的，或者說哪一個電商企業在它的首頁上開通了公益的接口”，都是可考慮的測算指標。

“這些都是真金白銀”，傅昌波感嘆，“親兄弟要明算賬，目前很多機制還沒有很好的建立。”

向上

就目前現狀來看，企業基金會所面臨的情況不只是機制上的缺失，還有外部環境的復雜特性。

“騰訊基金會的資金全部來源于騰訊公司的捐助，而公益平臺上的資金則來源于網民的捐贈”，葛燄談及基金會和平臺混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騰訊宣布捐一個億，其實是騰訊自己捐贈，而非向網民籌款的”。為了區分二者的關系避免網民的誤會，在此次宣布品牌升級細節之前，葛燄試圖捋清二者的關系：騰訊公益平臺是騰訊基金會最大的一個資助項目。為此，騰訊基金會和騰訊公益平臺均升級了新的品牌形象，并分別更新了騰訊公益平臺的品牌定位和騰訊基金會的發展方向。

與騰訊目前的處境相似卻又不同，艾曉宇指出，目前一部分企業基金會所遇到的最大困境大多來自于外界的顧慮，“大眾和監管部門會懷疑，這（合作）是不是意味著我為你們公司站臺了”。事實上，多位企業基金會秘書長或管理人員向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表述過類似的現狀。“這不是新氧基金會一家的問題，是很多企業基金會面臨的共性問題”，艾曉宇補充道。

他坦言，基金會無法因此而擯棄企業帶來的資源優勢，“不可以一方面吃著企業的紅利，一方面就不想太多沾親帶故，恨不得跟他剝離。”艾曉宇如此調笑道。

如何恰當地尋找平衡，艾曉宇想到了一個方法：尋找第三方基金會建立合作系統——同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合作，共同開展公益項目。此外，聯合更多主體加入也很重要，為此基金會依托企業的資源邀請全行業上下游的企業共同加入進來。

這樣的探索對于這家新生基金會來說意義非常，但也僅限于此，困難往往會隨著時間的向前而不斷增加。美團的公益軸線可能要更早一些，內部多鏈條的相互碰撞也帶來一定的困境。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2021中國互聯網公益觀察報告》中將美團發起的“青山計劃”作為典型項目進行解析。

但實際上，當時對于該項目與美團公益整體、美團基金會關系的梳理產生了難以言說的“纏繞感”。在面對公眾端的傳播中，這一項目內核的持續性也出了一定的問題，美團公益整體在傳播觀感上產生割裂。

不過從近幾年美團社會責任報告和美團基金會信息公開中不難看出，改變、優化、適配一直是關鍵詞。據業內從業者透露，美團正在進行相關內容的梳理。

相較于另外兩家，成立十五年的騰訊基金會，也在發力變化升級，尋找持續向上生長的力量。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在對葛燄、劉琴以及騰訊基金會副秘書長劉洲鴻展開的訪談中發現，三人對于當前公益行業的數字化程度持有同樣的態度，“水平相對還比較低，但肯定是發展了的”。而這已是騰訊基金會及騰訊公益在相關問題上耕耘十幾年才取得的發展現狀。

葛燄用很直白的話來解釋數字化的作用：例如有的公益機構在做路燈，希望通過獲取地理位置，捐贈可以實時看到路燈在哪里亮，“通過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公益組織能夠更好、顆粒度更細地執行項目。”

“我們生活因為數字化發生了很多改變，但我認為公益行業的改變相對較慢”，葛燄將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開始的探索稱為第三階段，“探索公益行業數字化生態的方向”。正逢其成立十五周年之際，一系列升級舉措對外公開。據騰訊基金會方面披露的資料顯示，騰訊基金會和騰訊公益平臺的業務升級將重點包括：騰訊公益平臺的小紅花公益賬戶、小紅花開放體系和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的創新資助業務。

未來

“從募款平臺，向可信賴的數字化公益服務平臺轉變。”

葛燄如此概括騰訊基金會、騰訊公益平臺未來轉型的方向。她舉例，99公益日是騰訊公益和騰訊基金會為主體的公益活動，“將來也同樣為其他主體做公益活動，更具開放性和合作性。”

劉琴也解釋道，要讓公益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不僅僅是悅己的，還是利他的。這恰恰是騰訊為什么不能只做一個籌款平臺的原因，“這是我們要升級成為服務平臺的初衷。”

至于如何實現這樣的目標，劉琴從三個方面做了介紹：首先是要持續地做產品探索。這部分要求同騰訊內部的產品與公益機構做常態化合作，以及探索新的籌款模式。其次是建立用戶和項目成長體系，“今年99公益日，我們也會針對小紅花做一些創新型配捐。”最后是做公益募款服務，建立新玩法讓配捐可以連接到更廣泛的用戶。“對于不同用戶身份的層次，進行不同的配捐”，此外今年的99公益日期間，用戶可以通過捐贈小紅花支持公益夢想來為項目獲得配捐，以此培養用戶每日公益的良好習慣。

在騰訊基金會層面，劉洲鴻則從未來的創新資助方面透露：將關注社區發展，行業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公益，資助行業知識生產和學習等等。

而這些在騰訊早前的整體規劃中便是顯見的。在騰訊2020社會責任報告中，馬化騰等騰訊總辦成員表示：“我們理解的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是針對新發展格局下的重大議題，是以科技向善為使命，通過科技創新、產品創新、模式創新，探索高質量、可持續的實現路徑，共享社會價值、增進社會福祉，并以此為組織發展的首要目標。”

這本身便是騰訊基金會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騰訊是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葛燄也有著同樣的態度，“每一個企業都有他回報社會的模式，不一定是資金”。她更希望企業能釋放其核心能力，向消費者傳導正向的價值觀，為社會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不過對于更多企業或企業基金會而言，未來所考慮的問題還不到“轉型”的階段，似乎更重要的是厘清企業邊界、建構穩定形態。

在受訪的一眾專家看來，企業要不要發起成立基金會是首要問題。

“按照企業治理規范來決策是否建立基金會，然后決定用怎樣的資源來運行基金會”，傅昌波建議，“高收入人群回報社會有多重途徑，比如大額捐贈、設立慈善信托，或者成立企業家個人發起的基金會。”

呂全斌則認為目前企業基金會是企業踐行公益的重要渠道和載體，呼吁降低企業基金會設立門檻。同時，也希望企業基金會能運用好企業的核心優勢和資源，與之相輔相成。

至于企業與企業基金會的邊界，譚紅波表示一定要把治理、資源、業務的邊界理清，對于成立基金會要深思熟慮，“要尊重基金會本身作為依法獨立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獨立法人實體的身份，尊重它的專業性和運作的科學規律?！?/p>

從這個角度而言，作為第一家互聯網企業發起的公益基金會，騰訊基金會十五年歷程所具備的行業引領價值不可小覷。

或許很難從字面上規定清楚企業和企業基金會之間的關系，但從老、中、新三代互聯網民企基金會的生長中細細感受，答案看起來尚算直觀：尊重企業基金會獨立性，但不尋求孤立式的發展；充分利用企業的資源優勢，發揮企業基金會載體作用；保證企業基金會的公益屬性，規范遠轉不越界；階段性審視、自檢、升級，變是最大的不變……

當然，在探索或掌握這一切注意事項之前，更關鍵的是“成立基金會要想清楚”，艾曉宇感嘆，“不要為了成立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