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筑兩極之間的忙碌

鳥巢：兩年后廢掉都不虧？

2008年是中國的奧運年，與奧運相關的大型公共建筑在這一年投入使用，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首都機場T3航站樓……外觀基本成型、內部遠未徹底完工的CCTV新樓，為了應奧運之景，也被要求必須完成局部區域并在奧運期間投入使用。

從未誕生直到奧運之前，鳥巢一直是爭議建筑——是否丑陋，是否耗能，是否浪費了納稅人的錢……但爭議和批評畢竟只發生在業界、知識分子和少數關心媒體的群眾當中。8月8日晚上，鳥巢成功地打了一場翻身仗。奧運會開過，盡管業內過去持批評態度的仍然初衷未改，但它在民眾當中得到了最為廣泛的關注，沒有人認為它丟人現眼，運動員、奧委會、各國首腦和媒體更是對它交口稱贊。

鳥巢的明星地位，在奧運會后的北京旅游市場上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國慶期間，50元一張參觀門票的鳥巢，單日最高客流量超過了7萬。“現在根本不是虧不虧本的問題，而是這種熱烈的狀況能持續多長時間。一天300萬元收入，一年就是12億元，如果能持續兩年以上的話，造價27億元的鳥巢就算廢掉都不算虧。”建筑評論家方振寧說。

這樣的估計顯然過于樂觀。缺乏認真經營的低層次觀光，能夠把游客的熱情保持多久呢？根據媒體報道，目前“鳥巢”的日均觀光客流，已經從前段時期的四五萬，逐漸降到一兩萬。

奧運使命結束，商業生涯開始。鳥巢從國家體制運作直接轉型為商業體制運營，建筑評論家史建的擔憂是，這將使鳥巢經歷一個巨大的失落期。他認為國家對鳥巢這樣的巨型公共建筑應該有長期的經營規劃，現在所謂的后奧運商業操作是無序的，甚至完全算不上商業操作。“大眾來鳥巢，要看的是現場氛圍、空間想象；現在的觀光經營層次太低，對空間是一個浪費。國外的成功經驗有不少可以借鑒，比如韓國首爾的奧運體育場，奧運后用每天幾次大型歌舞模擬開幕式盛況；不像我們現在的游客，只不過能踩踩草坪，拍個合影，買點紀念品。”

觀光只是鳥巢的副業，主業將是大型文化活動和體育賽事。在全力投入鳥巢的奧運使命之后，適合鳥巢的文化內容一時難有著落。最早的大型演出將是張藝謀的歌劇《圖蘭朵》，計劃在2009年8月8日上演。適合這樣巨大建筑尺度的演出，首先資源不多，其次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時期，中國大眾對大型文化產品的消費力究竟還剩多少？

鳥巢讓我們看到，有了世界水準的硬件之后，中國太缺少與之匹配的軟件——無論文藝演出還是體育比賽。

明星建筑師熱度退去

CCTV新樓的內部征名在網絡上傳開。外表完整地矗立在北京東三環邊，這幢大樓其實早已有了民間流行的稱呼——“大褲衩”。同“鳥巢”、“巨蛋”一樣，不管建筑師的靈感和意圖原本是什么，大眾總會按照最直觀的印象給大型建筑一個通俗的名字。甚至央視自己的員工也習慣了這個稱呼，但對國家電視臺來說太不體面了。但征名的結果，卻多半帶來更不體面的笑談，比如傳聞有人起名“智窗”，看似不俗，隨即發現諧音“痔瘡”。

這樣的文化隔閡尚屬表面，中國甲方與外國明星建筑師之間的貌合神離，在2008的后半年變得更加明顯。奧運會后金融危機來臨時處在工程收尾階段的明星建筑師項目，因為資金收縮，甲方在細節上不再肯花錢，在后期施工與管理上不再尊重設計，甚至違反合約更改設計。有業內人士透露，諸如庫哈斯設計的CCTV新樓、斯蒂文·霍爾設計的“當代MoMA”都遇到這樣的問題。

鳥巢頂蓋的取消也是早就存在的例子。“巨蛋”的豪華穹頂之下，觀眾洗手間的材料、設備和裝修做工粗陋得讓人難以置信。“首都機場T3航站樓，地面鋪磚的細節、扶梯接合處的細部處理非常差。樓內店鋪裝修鋪張中國古典元素，與整個建筑的風格毫不相干，這讓人對巨大空間的功能目的產生懷疑——把航站樓建得這么大，就是為了放下大水法和中國園林？”

史建認為，這只說明中國甲方在內心里并不是真的欣賞和接受國外明星建筑師的設計，而且“中國甲方對外國設計沒有制衡、博弈的能力，出了問題，只能走向極端，把原有設計扔開，照自己的來”。中國甲方對西方“現代建筑”有了虛榮式的向往，貌似也有了消費的能力，卻還遠沒有真正的文化理解與認同。隨著中國公共建筑的泡沫破滅，中國對西方明星建筑師的熱度迅速退去。

渾身都像是中國的

奧運之后中國的下一件大事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世博會中國館在2008年已經主體完工，這個名為“東方之冠”的永久性建筑，設計的過程頗為復雜。

設計任務書明確了中國館的建筑主題——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館項目總設計師何鏡堂和他的團隊從兩個問題著手設計：包容中國元素，體現中國特色；呼應當今的世界潮流與時代精神。

最終中標的“中國器”方案渾身都是中國元素。何鏡堂這樣解釋：“主體造型采用了代表中國的顏色——紅色，并在構架端部加了一些紅色的篆體文字。從‘出土文物’尤其是寶鼎中吸取靈感，神似出土的鼎；從中國的城市建筑中我們尋找到了經緯布局、九宮格布局，從屋頂看它就是九宮格的布局。”世博局副局長黃健之又加上他的解讀：“斗拱造型，56根梁代表56個民族。”

“中國器”成了國家館方案，投標票選相同的另一方案“疊篆”成了地方館，結合起來成為“東方之冠”。何鏡堂認為，這個建筑本身融合了“天人合一”、“和諧共生”、“師法自然”等中國哲學思想，“不管喜歡與否，一看就是中國的，鎮得住。不同的人還會有不同想象，有人說像傳統建筑上的斗拱，像一頂古代的冠帽，或者像一個裝糧食的斗，所以有人稱之為‘東方之冠’，還有人稱之為‘天下糧倉’。”

問題是，如果沒有這些額外的解釋，只看效果圖或者真實建筑，真能領會如此高深的寓意嗎？即使看到解釋，這生硬而迂腐的符號堆砌也幾乎如同夢囈。建筑體現文化，說來都頭頭是道，但“東方之冠”里所謂的文化，與當下的生活究竟有多大關系？或者，讓我們往好的方面想：真的文化，其實正隱含在這件標志建筑的設計、中標、更改、建設各個環節；而一提“中華智慧”就轉身看望老祖宗，也許是暗諷今天的智慧短缺？

房子得要自己蓋

在2008年沒有什么能比汶川地震更能牽動中國建筑界的心緒。建筑師們迅速而自發地行動起來，尋找社會與政府資源，以各種方式投入到災區住宅重建。

北大美術教授朱青生牽頭的“震后造家”行動組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合作，選擇了四川綿竹市土門鎮民樂村作為災后重建的一個試點村，進行整村重建。小組負責組織了12家建筑師事務所，設計了12個村民住宅方案。民樂村的村民可以從中選擇自己可心的方案，建造的費用則主要由扶貧基金會提供。

500戶村民中有150戶選擇了12個方案中的兩個——北京超城建筑師事務所的“魔方建筑”方案以及家琨建筑事務所的“再生磚+小框架”方案。剩下的村民持觀望態度。他們想先看看這些房子蓋起來怎么樣再作決定。他們對各種設計都有興趣，但凡遇到不同尋常的房型，他們希望看到建成的“樣板房”。

沒有被村民選中的設計方案，蓋還是不蓋？建筑師展開了激烈爭論。有些建筑師認為，不該給村民強加自己的設計理念，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自己的方案沒有被村民選中并不重要，參加“震后造家”行動的初衷只是想幫助村民。另一些建筑師則認為，應該讓村民嘗試新的房子；自己的設計本身就帶有調查和推進農村建設的性質，如果只是按照村民的需要建房，完全可以讓他們自己去建，不需要這么多建筑設計師的參與。

由村民面對圖紙選房子，史建認為這種關系顯得奇怪，像是在災區鄉村辦一個戶型展。“為他們設計房子，建筑師應該與村民盡可能交流，從生活態度到精神領域，了解他們的需求而不是把一廂情愿的設計施舍給他們。”

“震后造家”決定先把已選定戶型的那150戶村民的房子在2008年12月中建造起來，解決村民的過冬問題，并且隨時收集村民對房屋的反饋意見。一邊建造一邊改進一邊雜交，以期形成新的房型。先大量建造起村民認可的方案，其他的繼續推動。不過在推動過程中，還是堅持由村民完全自主選擇的原則。

在臺灣“9·21”地震之后因紹族部落重建而大受好評的建筑師謝英俊和他的“鄉村建筑工作室”2008年7月起就進入四川災區工作，為綿竹災區設計了輕鋼結構的永久住宅樣板房。他的設計強調低技術、自主建房、用協力交換勞動力和就地取材來減輕農民負擔、重建農村自然和人文環境。嚴格保證加工精密度的鋼架結構豎起之后，用竹、草、木、泥土、沙石等當地隨處可取得材料，無需專業建筑施工隊就可由村民自行修建完成。

城市里的知識階層對這樣的理念顯示了極大的熱情，反倒是在農村，未必處處都能行得通。在接近城市的富裕鄉村，人們似乎并不關心房子的樣式是否傳統，修建傳統房屋的手藝，會的人也不多了。很多人已經習慣接受自己的生活和民居“落后”的觀念，愿意用都市的價值觀和方式來改造農村。

謝英俊始終住在造屋的現場，常常同村民聊天，盡量滿足村民對房子提出的要求，比如廁所不要放在屋里、樓梯可以挪到房子外邊；他耐心地和農民討論房屋每平方米的造價，怎么造屋方便又劃算。農民們可不管什么哲學、觀念、環保、可持續發展，他們關心的是最實際的房屋造價問題。“得說他們聽得懂的話。”這些實踐，中國城市里的建筑師們仍然并不熟悉。

謝英俊獲得了首屆“中國建筑傳媒獎”的組委會特別獎。

由《南方都市報》主辦的這個建筑獎提出“公民建筑”概念，最佳建筑獎由香港建筑師吳恩融、穆鈞設計的甘肅慶陽毛寺生態實驗小學獲得。

謝英俊在獲獎感言中說：“中國有九億農民，占70%的人口，一樣要進步要現代化，他們的建筑如何？再往更大的范圍想想，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居建筑竟然與我們這些建筑設計專業者無關，建筑設計專業力量為何無法進入這領域？如果一下子將這問題提到道德的高度來談，答案無疑是一種偽善的逃避，不敢面對現代建筑觀念甚至‘現代’的致命罩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