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寫名勝與重讀唐詩

運用新理論、借助新視角固然有助于發現新問題,但如果僅是亦步亦趨而不經別擇調整,恐怕仍不免有削足適履的弊病。在駕輕就熟地援引各類新說以資參照發覆之際,商偉對其普適性也時刻保持著必要的警覺和反省。

(本文首發于2022年7月14日《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邢人儼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商偉近著《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三聯書店,2020)。

肇興于唐代的七言律詩,以其精嚴典雅、勁健流宕的體制備受后世稱道,而“唐人七律第一”更是令人津津樂道卻又聚訟紛紜的有趣話題。自詡熟參源流而能明辨詩體的南宋詩論家嚴羽率先提出,“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出人意料地將這首不甚符合格律規范的詩作推尊為個中翹楚。盡管由此招致明清以降不少評論家的補充修正甚至批評非議,如王世貞直言“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在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胡震亨徑稱“今觀崔詩自是歌行短章,律體之未成者”,尤侗指摘其“以‘悠悠’‘歷歷’‘萋萋’三疊為病,總非律之正格”,毛奇齡也委婉論及“前人評此為唐律第一,或未必然”,可是由于嚴羽在唐詩學史上的顯赫地位及深遠影響,再加上從北宋初期便開始廣泛流傳的一則逸聞,稱李白在登臨黃鶴樓時曾大發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只能另賦《登金陵鳳凰臺》,暗中與之爭勝,這就順理成章地促使崔詩成為后世學者熱衷的議題,而評斷崔、李二人的優劣軒輊,毫無疑問更是題中應有之義。直至現代學界,相關論述依然層出不窮。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商偉的近著《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三聯書店,2020)同樣聚焦于這兩篇名作,但其宗旨倒并非要對這樁詩壇公案做一番窮原竟委的學術史梳理,而是在細讀詳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旁搜遠紹,鉤稽串聯起李白《鸚鵡洲》《江夏贈韋南陵冰》、沈佺期《龍池篇》、王勃《滕王閣》、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登岳陽樓》《上白帝城》、劉禹錫《金陵五題》乃至明清兩代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旨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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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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