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駿：“從零變‘英雄’”，中國綠色金融彎道超車的故事

馬駿 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聯席主席

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委會（綠金委）主任馬駿回憶說，“2015年，我們（國內）嚴格意義上還沒有綠色債券市場，但到了2016年年底的時候，我國當年發行的綠色債券總量就變成全球第一了。那時，有國外的朋友向我笑言，‘在短短一年內，China grew from zero to hero?！覀兊木G色金融發展的起步比發達國家晚，卻在較短時間內取得了迅速發展?！瘪R駿說，“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綠色信貸已經達到20萬億人民幣，穩居全球第一；中國主體發行的綠債余額達到1.5萬億人民幣，在全球排名也在第一或第二（取決于不同的界定標準）”。

這是有關中國綠色金融事業“彎道超車”的故事，而馬駿親眼見證了整個歷程。馬駿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過程中，除了回顧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的歷程之外，還對中外綠色金融發展的模式進行了對比，討論了“轉型金融”將如何引領綠色金融各要素的改變，以及構建防范“洗綠”風險的三道防火墻。

中國的“自上而下”與發達國家的“自下而上”路徑

國內對綠色金融問題的關注可以追溯至2013年。

馬駿回憶，早期社會討論綠色金融問題，更多地是談環境污染。2013年、2014年國內霧霾嚴重的新聞不時成為熱點，像脫硫、脫硝這類清潔煤項目也是改善環境的重點。馬駿2015年牽頭綠金委起草了第一版國內綠債目錄，主要包括了這類治理環境污染（包括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項目?！霸诰G色金融發展的早期”，馬駿說，“污染防治類的項目占到了全部綠色金融流量的60%以上”。

近年來，伴隨雙碳（碳中和、碳達峰）目標的確立和落實的不斷深化，綠色金融項目的投向也出現重要的改變，綠色金融發力的主要領域越來越聚焦到“雙碳”問題上?！?021年，約2/3的綠色信貸實現了減碳效果，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綠色金融支持領域”，馬駿說。

2016年8月31日，由央行等七部委聯合出臺《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標志著中國綠色金融事業擁有了自己的“體系”。意見出臺標志著中國綠色金融事業快速發展起步，數據顯示，僅2021年，我國信貸的增長率達到33%，綠色債券的發行量增長170%。截至2022年，我國綠色信貸市場已經位列全球第一，債券市場位列全球前三。根據綠金委2021年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未來30年在碳中和大背景下，我國綠色低碳投融資的累計需求會達到487萬億。

在馬駿看來，若要論我國綠色金融與國外最大的不同，要數早期發展路徑的迥異。

他認為，發達國家綠色金融起步比我國至少早十年，但國外早期的發展模式是“自下而上”，是由金融機構自發地推動，如養老基金、保險機構等長期資金出于長期主義的考量，自覺參與綠色與可持續投資、建立行業標準。私人部門推動的好處是會產生許多產品、工具和方法，所謂百花齊放。但由于私人部門要在標準、披露等領域達成共識面臨許多困難，也沒有政策激勵，因此初期發展較為緩慢。在缺乏政府協調的情況下，私人部門主導的綠色金融市場推出了太多不同種類、互不兼容的標準、披露模板、ESG分析方法和評價工具，有時讓市場參與者“不知所措”。

而國內主要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模式，比如最初由人民銀行牽頭起草綠色金融指導意見、監管部門發布綠色信貸統計標準、綠色債券發行指南和披露要求，有官方背景的綠金委編制第一版的綠債目錄等，很快形成了一系列標準和規范；人民銀行和地方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激勵機制（如低成本的央行資金、地方政府的擔保、貼息等），迅速調動了金融機構和綠色企業參與的積極性。

當然，在不同情景之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模式都有各自的優勢和短板。馬駿說，最近幾年，這兩條路徑在“逐步融合”：中國也開始注重投資者教育和能力建設，以提升投資者驅動綠色金融的力量和產品創新能力；一些發達經濟體也開始建立官方的、強制性的界定標準、披露要求，并推出政府激勵措施。馬駿說，“去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G20可持續金融路線圖》的編制過程中已經就“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模式中產生的多種良好實踐達成了共識 ”。

轉型金融將推動綠色金融內涵的改變

按照綠色金融指導意見內容，綠色金融的核心可以分為四大支柱，一個是標準，一是披露，一個是產品體系，一個是政策的激勵機制。

早期綠色金融關注的焦點在于“環保項目和接近零碳排放的項目”，雙碳目標下的綠色金融則應該有著更為豐富的內涵，即要不斷擴展，以有效地支持高碳經濟活動向低碳轉型。

比如在綠色金融的標準上，未來不光要有傳統綠色金融（主要支持純綠或接近純綠的項目的金融服務），還需要有轉型金融的標準。所謂轉型金融，是指支持高碳企業向低碳轉型的金融服務。

在披露領域當中，未來要強化跟氣候相關的信息披露。過去更多強調的是環境污染相關的信息，如項目減排了多少大氣污染、污水和固廢等。未來要更多地披露企業的、金融機構的碳排放相關信息，才能為金融支持“可信的”減碳活動提供基礎。

“與氣候風險相關的敞口信息也是披露的重點?！瘪R駿介紹，比如銀行擁有的煤電、鋼鐵、水泥、鋁業等等高碳資產敞口（資產規模）是多少？這些企業如果不轉型，銀行未來的不良資產率會上升多少？這些都是未來披露需要強化的方面。

在綠色金融產品規模方面，中國已經做到了全球領先，截至2022年3月，我國綠色信貸余額達到18萬億，擁有全球最大的綠色貸款。過去6年內共計發行2萬多億的綠色債券。據不完全統計，基金領域我國至少有700只綠色基金。

未來還要有更多與可持續績效（如碳排放）掛鉤的金融產品，比如和減碳掛鉤的貸款、債券，這些金融工具的利率主要與企業減排的效果掛鉤，如果企業減排效果好、超預期，利息就下降，否則就上升。

“政策激勵”方面，除去要用碳減排支持工具、擔保、貼息等措施去鼓勵那些高碳行業轉型低碳之外，還可以考慮一些非傳統的工具。比如可以將電價作為激勵手段，通過為轉型企業提供較低電價的方式來鼓勵高碳企業轉型。地方政府還可以用新能源指標當作激勵，即支持那些有動力、有能力進行低碳轉型的企業。

防范 “洗綠”的三道防火墻

綠色金融的本質是，通過降低融資成本和提高資金的可獲得性，來支持和加速綠色低碳的經濟活動，包括高碳活動向低碳的轉型。

馬駿認為，如果高碳行業的低碳轉型得不到金融支持，會產生諸多不良的后果。首先高碳行業的減碳行為需要金融支持，如果因為資金問題而出現轉型失敗，會延誤長期雙碳目標a的實現。其次，如果這些高碳企業因為轉型失敗而破產，會進一步演變成壞賬，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由此帶來的還有企業倒閉、裁員等，也會影響社會穩定。

一方面要加大對綠色與低碳轉型活動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一些企業利用綠色金融概念“漂綠”“洗綠”?！跋淳G”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企業以綠色項目名義向金融機構籌資，最終卻不用于綠色項目。二是通過虛假認證、披露等行為，將不符合標準的項目冠以綠色之名進行籌資。未來可能出現的一種新問題是“洗轉型”或 “假轉型”。

在馬駿看來，洗綠產生的原因，從監管角度來看，是缺乏明確的標準、細致的披露要求和高質量的第三方認證機制。

所謂標準，主要指的對綠色經濟活動的界定標準。一些高層次（high level）的、原則性的界定標準，不具有太大的實操性，很難防住洗綠。通過各國不斷地實驗、交流，一些在綠色金融領域領先的主要經濟體已經形成了共識，就是要有比較詳細的“綠色（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這方面，中國和歐洲走在國際前列，而且已經形成了中歐都認可的《共同分類目錄》(Common Ground Taxonomy)。

在披露環節，應該要逐步走向可持續信息披露要求的強制性，即按照規定的內容、時間來披露，還要保證披露的可靠性，即披露的數據不能虛假。目前全球范圍內要求強制性披露的國家還不多，但向這個方面推進的意愿是一致的。

要規避洗綠風險，還需要依靠獨立的、高質量的第三方認證。據馬駿介紹，在2016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綠債市場之際，業內就同時涌現十幾家綠色債券認證的機構。這種情況也對認證機構提出了考驗，如何在價格競爭的同時，不降低綠色認證的質量。

“洗綠問題是會持續挑戰綠色金融市場的一個風險。這些問題，包括未來可出現的新型洗綠活動，需要（監管）不斷去識別，并采取措施加以解決?！瘪R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