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德威:此漢學非彼漢學,小說是一種思維方式
編者按: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既賡續于一個多元同構的敘事場域,也不斷被“他者”的目光凝視和建構,許多域外學者對此作出了杰出的學術貢獻,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國際交流,繁榮了人類文明的多元譜系。
南方周末推出“文明互鑒·海外對話”學者系列訪談,聚焦長期關注中國的海外學者、漢學家,通過對話展示其研究成果,學術人生、中國故事等,為其群像立傳,向海內外讀者傳播其學術成就,以期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如今,“中國研究”變成了世界范圍內的顯學。在這個關口重提“漢學”的觀念,它應該代表比較積極的面向,意味著一個美好的憧憬。因此,不論是在研究的方法和內容上,這個意義的“漢學”都和傳統定義的“漢學”不太一樣。
小說不見得只是審美的問題,也不只是如何講一個動聽的故事,小說是思想的方式,是我們連接世界的方式。這個話聽起來有一點點抽象甚至空洞,卻是我自己非常切身的感受。
我的論述題目是《海派文學,又有傳人》,將王安憶放在了海派文學的脈絡里。結果王安憶回信的開篇就說自己不是海派,當然海派沒有什么不好,可她認為自己就不是,和張愛玲也不像……把我這個作者直接懟回來了。
(本文首發于2022年9月22日《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劉悠翔
王德威,1954年生,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Henderson講座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于臺灣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有《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后遺民寫作》《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等,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剛過北京時間下午四點,王德威出現在視頻采訪界面,比預計的時間稍晚了幾分鐘,他向大家道歉:“因為臺北暴雨突至,家里的陽臺隨時有被雨水淹沒的風險,采訪有可能會中斷一陣?!?/p>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線上學術討論成了王德威工作的常態,從不使用社交媒體的他已經可以熟練地操作各種會議軟件。就在不久前,他還通過網絡與中國大陸的評委們參與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的評選。彼時他正在臺北家中度假,等到9月開學再飛回美國,飛行的航程有時候會超過整整一天。這種跨越大洋和語言的旅程,則是王德威多年來生活的一部分。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王德威是如今最為活躍的學者之一。在中國大陸高校中文系,鮮有人不知道王德威提出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學術觀點。
說起自己如何走上這條研究道路,王德威用了“巧合”兩個字來形容。1972年,王德威進入臺灣大學外文系,整日與歐美文學打交道,當時因為臺灣當局“戒嚴法”的規定,與五四傳統有關的書籍基本禁止刊行。但在臺大校門口,學生有時能在書攤偷偷買到一些市面上看不到的書,王德威就這樣第一次讀到了魯迅。
在那個年代,王德威越發意識到自己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趣。大二的某天,有書商遞給王德威一本名字都不清楚的書,但他很快就被書中的內容吸引了,后來才知道自己讀的是《邊城》,作者沈從文。1976年,王德威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書,終于擺脫限制進行大量的閱讀,他至今還記得,在感恩節的大雪天哪里也去不了,花了幾天幾夜看完錢鍾書的《圍城》后收獲的感動。他也驚訝于自己對茅盾這樣一位左翼作家的興趣,并以茅盾的創作與歐洲文學之間的關系為題目完成了博士論文。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即顯示了自己的閱讀指向。
1986年,王德威初入哈佛大學工作。當時,兩岸環境都變得開放寬松,王德威在美國接觸到不少來訪的中國大陸作家,他們的寫作對王德威來說是一種既親切又陌生的經驗。當時在美國學界,中國現代文學并非顯學,研究者的圈子很小,學者們依循一套固定的研究范式。隨著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興起,大家意識到,中國的文學傳統出現了一種新的活力。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中,王德威是公認的閱讀廣泛者,他對近年來在大陸嶄露頭角的作家如數家珍。與此同時,王德威從未停止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語語系”文學的關注,他認為必須突破局限,看到中國文學傳統之外的可能性。在2017年編纂完成的英文版《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他引入了不為大眾讀者熟知的許多作家作品,呈現華語文學的“眾聲喧嘩”。
這一文學史編纂工作匯聚了全球155位不同立場的學者,他們的寫作本身就有對話和爭論的意味。但這本書出版之后,曾有臺灣學者批評王德威“沒有立場”。王德威說:“要有一個立場其實不是個難事,但我自認為是錢鍾書先生的信徒,是《管錐編》的信徒。歷史林林總總地散落各處,我的工作是撿拾碎片,把它拼湊起來,好像把天上的星星做出星座圖一樣?!?/p>
2022年8月25日,借著《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的機會,南方周末記者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采訪了王德威。
王德威善于在開放的世界圖景中考察中國文學。圖為1671年的歐洲版畫《詠Y河》,圖中出現了中國仙娥形象。在此36年前,明代文獻中出現“文學”概念。
我珍惜這個“雙向交流的位置”
南方周末:第一個問題與身份有關,我們都知道你成長在中文世界,母語也是中文,但多年來生活在美國,多使用英文來做研究,你是否認為自己是“漢學家”?
王德威:“漢學”的定義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17、18世紀以來,西方的學院因為對東方的好奇所展開的一系列學術探險,以及各種各樣的外交活動和知識的累積。坦白講,這種定義的“漢學”在區域研究興起后,到了二十世紀已經逐漸式微了?,F在,我們通常喜歡用“中國研究”來做一個廣義的對于中國不論古典或現代的學術方向的總稱。
但是最近幾年,在諸多原因的作用下,“漢學”的觀念再次進入了學界的話語。對我們今天的談話而言,我認為它的主要意義在于希望在政治地理或者主權疆域的“中國”定義之外,重新擴展我們對中國的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一種知識意義上的考究。
如今,“中國研究”變成了世界范圍內的顯學。在這個關口重提“漢學”的觀念,它應該代表比較積極的面向,意味著一個美好的憧憬。因此,不論是在研究的方法和內容上,這個意義的“漢學”都和傳統定義的“漢學”不太一樣。這里的“漢”當然不是指“漢人”的“漢”,而是指廣義上對于作為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國”的通稱。
至于問題的重點,作為一個在雙語世界里面研究教學的專業知識分子,我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首先,傳統來看,“漢學”不論從學術立場還是文化認同立場來看,它本來是指洋人看中國的學問,而我自己的中國背景以及家人在兩岸之間的互動,都讓我對兩岸的社會有著相當程度的理解和關懷。
但另外一方面,“漢學”的立場的確給予我從外面看里面,再從里面看外面的一個“雙向交流”的位置,我蠻珍惜這樣的一個位置。在失去對于古老中國的迷思和想象之后,我們需要在新的時代語境里重新定義“漢學”,它要求我們不斷保持對復雜的研究對象的關注,而不是以傳統漢學家的眼光做出一廂情愿的研究。我可以利用個人在中文世界的優勢,更自覺地在“漢學”和“非漢學”之間、在中國和世界之間不斷地來往。
南方周末:在強調身份政治的今天,會不會有另外一種聲音說母語是中文的人更有資格在西方學界研究中國文學呢?
王德威:這是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也是我經常碰到的問題。不可諱言,我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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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吳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