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的“高度可能性”：一份判決書里的重要細節

（梁淑怡/圖）

收到法院下達判決的短信，是在2022年9月19日下午4點多。那天是星期一，小羊（化名）還在上班，她偷偷在工位上用手機打開了鏈接。此時距離她的公開舉報已經過去三年多了。

事情一開始，是尚在中央美術學院上學的小羊向學校舉報導師姚某某性騷擾、收受學生禮品。那是2019年6月，她24歲，念研究生一年級。

后來，小羊成了被告。姚某某先是提起刑事自訴，認為小羊犯誹謗罪。法院以“缺乏罪證”駁回后，姚某某又通過民事訴訟途徑，起訴小羊侵犯了他的名譽權，要求賠償醫療費、調查取證費、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12萬余元。

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了這一案件?，F在，這份判決就躺在小羊的手機里。

28頁的判決書，小羊先是直接翻到最末的判決結果：法院認定她侵犯了姚某某的名譽權，還要支付賠償4500元。

再耐著性子，從頭開始細讀，她才發現，判決中認定她侵犯姚某某名譽權的，是她在舉報文章中的一處表述：“很多年前Z師姐被他搞懷孕了，來學校里鬧過?！边@是小羊聽來的傳言，她未能向法庭提交相關證據。

對于小羊所描述的姚某某對她進行性騷擾以及姚某某斂財、扣留學生作品等內容，判決認定不構成侵權。

讓小羊意外的是，判決書中，認定姚某某對她進行的性騷擾具有“高度可能性”。在民事案件中，這意味著被認定為很可能發生的事實。

千千律師事務所（下稱“千千所”）執行主任呂孝權為小羊提供了法律援助。當千千所的官方微博發布了判決中法院對性騷擾“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論述內容時，網友的評論卻發生了分歧。有人質疑：證據都是事發后的間接證據，沒有直接證據，難道舉報人說什么就認定什么?

對判決的不同看法，背后涉及一些法律問題。例如，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證據的認定標準有什么不同？性騷擾行為為什么具有特殊性，以及由此帶來哪些收集證據的困難？為了厘清這些問題，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一些長期關注性騷擾問題的法學學者和律師，請他們就這份判決及同類案件進行分析和解讀。

從舉報到被告

沒有性騷擾發生時的直接證據，怎么證明自己說的是真的？從向學校遞交舉報材料那天起，小羊就面對這個難題。

在小羊的敘述中，姚某某的三次性騷擾密集發生在2016年。

第一次是在2016年2月初，放完寒假剛開學，姚某某讓她單獨到畫室交假期作業，在那里，“他說我吃胖了，作勢就要抱我，還摸了我屁股”。

過了大約半個月，2月底，姚某某帶著學生們去福建寫生。有天晚上，他在飯局上讓女生們喝酒，小羊喝了一大杯紅酒，醉了。飯后，他們一塊乘擺渡車回酒店，姚某某坐在她旁邊，“他說我摸摸你心跳得快不快，然后就用手上下摸我的胸部”。

再然后是6月，姚某某又讓小羊單獨去了趟工作室。即便小羊有意穿了長袖長褲，姚某某還是借著夸贊她的書法作品，用手拍了兩下她的屁股。

性騷擾的發生，和意識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