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娛樂】朝向底層的笑聲

我們擁有了笑的權利，我們嘲笑了自己，嘲笑了比我們更底層的人，而笑的藝術，卻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和往年一樣，2009年的春節聯歡晚會，歌唱家們是指靠不上的了。去年是章子怡小姐不專業地對口型，而今年換成了一樣纖細瘦弱的黃圣依。一名穿著白衣馬甲的中年圓臉胖子首次出現，扭來扭去，他竟然是羅大佑。周杰倫圍著威嚴的宋祖英團團轉，無處下手的樣子；而“辣妹子”竟然一點也不辣……

本山兄弟又一次不負眾望地成了壓軸。為了保證收視率，他的小品《不差錢》被刻意安排在臨近午夜的十一點多。也有人詬病該小品是臨時拼湊的大雜燴，并明顯抄襲歷屆春晚小品節目的創意，而且和馮小剛的賀歲片一樣，植入過分明顯的廣告。導演郎昆說：“（廣告）基本符合劇情、基本符合人物，又不太過分。至少我覺得還說得過去，不會影響整個大氣磅礴春節晚會一氣呵成地完成。”

不管喜歡與否，趙本山已然是中國最流行的“笑星”。 “大氣磅礴、一氣呵成”的春晚，怎么能少得了他呢？他身上濃郁的東北特色，底色是農民式的，憨厚、質樸，在城里人面前，有時候會顯露出一點土氣，一點狡黠，對外來的秩序或者價值，有自己的應對方式。近年趙本山班子又涉足電視劇，劉老根、馬大帥等人物，也都是有著底層色彩的農民形象。

電視里也有些市民背景的喜劇人物，比如貧嘴張大民、楊光，還有上個世紀80年代陳佩斯飾演的無業青年“二子”，都是純粹市井生活的產物。王朔筆下的李冬寶嚴格來講不算，因身上有太明顯的小知識分子氣。

這些喜劇人物，無一例外地都是小人物。生活并不容易，小人物生活艱辛。何以解憂，唯有自嘲。對于沒有權力，很可悲地，也沒有多少權利意識的小人物來說，“笑”是對大人物的嘲笑，對自己的嘲笑，對境遇更差者的嘲笑，這有時候就是他們唯一有效的武器。

春晚一直在輸送一種強大的價值觀。在下崗工人數目劇增時，春晚會暗自鼓勵大家“多想想自己，少埋怨社會”；而當金融危機讓人惶惶不安的時候，趙本山的《不差錢》讓沒心沒肺的人笑了。泛娛樂化回避了嚴酷的社會現實。 艾未未曾經尖刻地說過：“當沒有更多的東西的時候，只能滿足于更少，即最小范圍的自由，最低層面的搞笑。當一個人的權利和感情處于被限制的情況下，大眾就不可能出現高層的、立體的娛樂的需求。”

作為趙本山時代之前最有舞臺影響力的喜劇演員之一，陳佩斯在最近一次訪問中說起自己為什么退出小品演出，不完全是因為和央視合作的不愉快，而是因為小品所輸送的價值觀令他不安。他援引喜劇發展史說明現在的小品還停留在原始階段，一味滿足于嘲弄那些沒有什么話語權的弱勢者，那些在身體、智力、社會身份等方面暴露出缺陷的人群。

他當然沒有辦法明說為什么幽默不能指向更“高級”的生活或者人群。也許相聲的衰落能說明部分的問題。起源于街頭民間的相聲進入新時代后遭遇了空前的定位難題：只有受壓迫者才會心領神受的諷刺與自嘲，但那種與生俱來的非官方和顛覆性的性格，都不再被接受。新時代需要一種歌頌的藝術，相聲進入了正式的體制。“潔版”的同時，衰落是必然的。

陳佩斯還講到一件往事。在確定入選春晚前，導演要先看看舞臺效果，于是就在一群戰士面前，他和朱時茂試演《吃面條》。也許是第一次看到沒有政治痕跡的喜劇，整場的戰士們都笑翻了天。一旁帶隊的政委卻一臉緊張，怎么可以笑成這樣？那時的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還活在恐懼之中。

那個時代已經徹底遠去。我們擁有了笑的權利。我們嘲笑了自己，嘲笑了比我們更底層的人。而笑的藝術，卻還有很遠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