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門”不破，“取保難”難解丨法眼

廣東省東莞市清溪鎮，憲法主題公園，《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浮雕。 （人民視覺/圖）

“對于采取取保候審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應當依法適用取保候審?！苯?，“兩高兩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中這句新話引起熱議。樂觀者認為，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從“可以”變為“應當”，再次傳遞出最高司法機關少捕慎押、試圖破解“取保難”的信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刑事司法議題的破解，固然離不開新規的催化，但又不是哪部新規可以一蹴而就。具體到“取保難”，在筆者看來，破題之道依然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激活某些沉睡的法條，注重收集、審查“足以防止”“社會危險性”的證據，二是優化考核制度、容錯機制以及辦案模式，破除取保候審環節的“隱形門”“玻璃門”現象。

“社會危險性”靠證據還是靠推測

從文義上看，新規中取保候審的核心條件是“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對此，實務界一個擔憂是，“足以防止”及“社會危險性”都難以界定，辦案人員裁量空間過大，易使新規再次落空。

其實，在刑事司法中，“足以”一詞并不陌生。例如，搶劫罪中的暴力，通常指高度暴力，需要達到足以壓制一般人反抗的程度；乘客毆打司機，必須足以使司機失去對車輛的有效控制，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大千世界，紛繁復雜，我們難以找到一種絕對客觀的標準，徹底杜絕“足以”這種主觀判斷。我們只能要求，由于“足以”體現的是具體危險，而非抽象危險，因此需要用證據來證明。

吊詭之處在于，對于事關定罪量刑的、案件實體中的“足以”，辦案單位至少知道收集、審查相關證據，而對于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