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學梁從誡：在時代的大風潮里

1980年春，本文作者周清澍與方晶、梁從誡（右一）攝于干面胡同寓所。

1957年6月8日《這是為什么？》社論發出反擊右派的信號時，我正好從長春進修結業回到學校，看到滿校園都貼著大字報。學生中最冒尖的是物理系的學生譚天榮，團委組織了一次批判譚天榮的大會，一群崇拜譚天榮的女孩子跑到團委找兩位女領導人辯論，團委就將當年在燕大附中初露鋒芒的梁從誡和張磊等人請來，這些能言善辯的干將不僅解了暫時之圍，而且在以后不斷召開的批判大會上，成為不可或缺的批判主力。不過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有的“干將”也被打成右派。梁從誡等人后來也遭到批評，同他一起在反右中建立功勞的杜經國同學差一點戴上帽子，但仍被從輕發落往青海。

本文作者與研究生同學合影。左起：吳乾兌、梁從誡、何玉疇、周清澍。

云南大學的四年

我在東北師大進修兩年，回校后畢業分配留校，9月又改調新成立的內蒙古大學，但仍留在北大進修。1958年元旦，我還到小梁住的25齋與研究生同學歡聚。12月，我奉命回內蒙古大學，并直接下放到土默特旗農村。與我同屆的世界近現代史、中國近代史研究生，因1956年開始實行蘇聯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已改為四年制，因此，他們皆遲至1958年夏畢業，小梁分配到云南大學。

據我后來了解，他初到云大頗受重視，在他以前，從未有北大畢業生分配來校，何況他是全國首屆副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原來是清華大學副教務長，早就認識他這位清華園子弟，因此對他特別器重。小梁給我來信說，他剛到校不久就帶學生下鄉搞運動，閑下來學生要求學習，老師只有他一人，手頭又無參考書，他居然開出三門課，包括不是他主講的課。

1959年8月11日他給我來信說：

寒假我回北京一趟，把如枚和梁建都接來了?！道锝o了我很重的教學任務，一個人教三、四年級兩個年級、三個班的世界現代史，還要給另一位先生代一年級的課?！@學期中間有一段我真是焦頭爛額，三個班進度都不同，我是忙了上頓沒有下頓的，……禮拜天都不敢出去玩（這種情況在我這一輩子中都是少有的），多少次上課前夜只睡三四小時，……因為叫苦多了點，支部上還挨了一頓批評。

他后來還對我回憶起在云南的往事，也談到他和周如枚、梁建的小家庭生活，特別是周如枚充當中緬邊界談判翻譯的趣聞。

1962年10月24日他來信說，1961年“科協”通過組織部將周如枚調回北京，10個月后小梁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安排。1962年7月初回到北京，調到外交部，又轉到國際關系研究所，跟著副所長陳翰笙搞美國農業問題。他信中說：“在昆明教了整四年世界現代史，對昆明、云大、現代史和昆明人都產生了深厚的感情?！薄盎仡欉@四年，沒有什么值得向老友報喜之處，但自問也不是碌碌無為，至少空手建起了這一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