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樺：“苦戀”三十年

“人”字應該寫在天上，而不是寫在地上被踐踏！我那時僅僅向真實走了一步，就造成這樣的結果。接近真實是很危險的！但能夠虛偽下去嗎？不能！無論如何，不能再虛偽下去，文學總要留幾句真話，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美琪大戲院地處上海繁華的南京西路，解放前是海內外公認的“亞洲第一劇場”。這座建筑對面有幢舊式大樓，79歲的白樺與老伴王蓓已經在此居住了20余年。從《曙光》至《苦戀》，由浪尖到谷底，數載出沒于劇作風波，今天，白樺依然正對著昔日的“大戲院”。

一張面窗的書桌，兩把普通的沙發椅，還有整排倚墻書架，客廳陳設素樸，惟墻上數幅水墨吸引人，均是大師手筆：黃永玉的貓頭鷹、黃胄的驢和吳作人的玄鵠。“我和畫家關系都不錯。”白樺淺淺地笑了。

當我們辨識畫上字跡時，王蓓正饒有興趣地聽著，她時不時地應和，仿若好學的孩子。翻看白樺舊照時，她認真地冒出一句：“咦？你那時候怎么胖嘟嘟的？”

這位小老太太臉上總掛著純真而疑惑的微笑。一旁的白樺半開玩笑地憐愛道：“你又忘記了。”為了提醒她帶鑰匙，白樺在門上用毛筆畫了把惹目的大鑰匙。

記者提到她參演的《武訓傳》受過批判，王蓓已不記得了——而她當時寫的檢查還在書架上。老伴回房后白樺告訴記者：“她現在的記憶力實在不行，什么事都想不起來了?？鞓返氖虑橥袅?，悲哀的事情也忘掉了。她對苦難是一種抽象的記憶，就覺得受過些罪，但具體的都忘掉了。”

兩人1953年結識，1956年結婚。之前，一人在上海一人在北京，鴻雁傳書3年。如今兩人相濡以沫，已走過了50多載春秋，白樺說，“因為我，她吃了很多苦。我一直和她開玩笑，你嫁給別人可能太平點。”

“您喜歡她什么？”

“她很內斂，到現在都不愿拋頭露面。她從來不炒作自己，不愿意出席那些活動。從拍戲數量來講，她可能比她同時代許多演員都多得多。她那個時候紅得很吶。一到上海，第一部就是《武訓傳》，那時的大制作。從美國回來的孫瑜導演科班出身，使用的都是阮玲玉、王人美那樣的演員。名導演找她，接著，很多戲都找她了，《烏鴉與麻雀》啊，《聶耳》啊，都找她。她比較低調，不像三四十年代的明星。那時候我也認識一些演員，相較之下，她含蓄、不張揚，家教很嚴。雖然最初并沒想過會談朋友，但我知道，她至少是可以理解我的一個人。”

妻子理解他，兒子不理解。兒子童年時承受的精神壓力成人都承受不了，“文革”時他問爸爸：“為什么別人都可以當紅小兵，我不能？”

白樺也不了解兒子。當年兒子考取上海交大的重點系船舶動力。白樺不大敢相信，“我說你再去看看那個榜，他說已經發榜了，我說你再去看一次——這說明我不了解他，他從不和我講學習上遇到什么困難，我也不懂，所以他考取了我很驚訝。”

1980年代兒子去了美國，而白樺還未終止被批判的命運。兒子就懊惱：別人家的文化大革命都結束了，我們家的為什么沒有結束？

他有時候會埋怨父親：爸爸！您不能改變方式生活嗎？

白樺說，你不了解我——我經歷過日軍的占領，經歷過你祖父的被活埋，看見過撲來的日本狼狗，看見過尸橫遍野，參加過戰爭，你沒經歷這些，你就不可能理解我。

兒子希望父親能變一種活法，不要那么認真：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睬它，這些事情你也管不了。為什么不犬儒主義一點呢？但白樺沒法“不理睬”。

“我也可以去釣魚，可以去游山玩水，這樣的話，可能住的房子也很好，待遇也很好，級別也很高，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根本不是要個名啊什么的。年輕時，在我們的傳統教育里面，這是非常強烈的東西，包括魯迅先生也是啊，他接受的傳統東西很強烈，所以要承擔社會責任。不知道社會責任，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1985年與巴金

1991年與馮牧

白樺近照

和彭寧(左）、好萊塢女導演

因為3封信，關了8個月

1955年，“反胡風”運動開始了。在京的軍內作家、畫家和一部分編輯被集中在廣安門外六里橋蓮花池，若干年后這些過來人都把蓮花池戲稱為“蓮大”，白樺亦是其中一員。

剛進“蓮大”時，白樺只是個懵懂青年。“學習班”領導要求“所有人的日記、信件和武器都要上交”。他有恃無恐，甚至有些得意地回答：“我已經不記日記了，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機關槍’。”孰料召來嚴肅批評：“如果組織上一定要你交出一挺‘水機關槍’來，你怎么辦？”

不久，蓮花池的運動從“反胡風”過渡為全國性的“肅清反革命”。人人自危，白樺真正感覺到了死亡的氣息。

開始審查是從我和胡風的關系入手的。其實我沒說過什么話，就因為和胡風一起工作過，通過3封信，被關了8個月。其中兩封是關于寫作的問題，一封是說我送給他一個硯臺。

我和胡風的相識，是在1953年5月?？赡苁且驗槲姨贻p，第一眼就覺得胡風是一個三分沉悶、三分無奈、三分憂郁的老人，還有一分好像是憤懣，隱隱約約地覺察到他頭腦里裝著許許多多說不出的心思。

我們曾給一位身材修長的女記者偷偷起了綽號，叫鷺鷥。胡風先生微微笑著說：“在鷺鷥中間加一個‘依’字，鷺依鷥，不是很像一位外國女士的名字了嗎？”事后想起來我才意識到，他和我們在一起除了說笑，什么正經話都沒有交談過。而那一段短暫相處，對于他，幾乎是最后的輕松而快樂的時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