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任村民小組長的煩惱丨記者過年

村里部分拆遷后建成的安置房。（南方周末記者 王江濤/圖）

人到齊后，酒席就開始了，普通的家用四人方形飯桌上肩并肩地擠下了九個人，其中多半都年過半百，是兒時玩伴們的父親。不會喝酒的我一聲不吭地夾在中間，看著他們倒酒、勸酒，帶有基礎病的人們還聊起自己如何多年不喝酒了。

明明沒人喜歡喝酒，卻都要喝，這種看似矛盾的事情在人情社會里卻顯得合理，只不過合得是所謂人情的道理。2023年新年剛過，我就在自家參加了這樣一場沒有預期的新年聚會。之所以說沒有預期，是因為一來聚會不是我發起的，二來主題只說是喝酒閑聊，三來我從未在過年參加過類似的聚會。實際上，我因為疫情兩年沒有回家，在村里的存在感不強，過去十年間，基本只逢過年偶爾回一次鄉，村里各種婚喪嫁娶等公共生活基本上都缺席了。

我難得回村也成了這次新年聚會活動的主要理由，趁著我回來的空，村前任小組長發出倡議，建議父親組織一個喝酒聊天的聚會。我既不會喝酒，也不愛人多的聚會，父親來詢問意見時，我首先便問及聚會的原因。得知是許久不見為了閑聊，以及“都是一個隊的，沒有拒絕的理由”，我同意了參與這次聚會。

隊是生產隊的簡稱，源于人民公社時期，從196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初的近二十年時間里，都是中國農村治理架構中最末梢的一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