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易忻:社會學如何理解抑郁癥

“抑郁癥的產生會牽涉到內在自我和外在環境兩方面。從自我認知和腦神經的觀點去看抑郁是心理學、神經科學的工作;而社會學會比較強調外部環境。社會工作則會嘗試在服務對象的內部與外部之間進行協調。只有內外兩部分都得到健康的建構才能處理抑郁這個問題”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

責任編輯:周建平

(視覺中國/圖)

一個人是怎樣變成“抑郁癥患者”的?你可能遇到了職場或學業危機,因生活變故而面臨壓力,陷入一段糟糕的親密關系,或者經歷創傷后的長期困擾。你常常感到疲憊、沮喪,白天提不起精神,晚上難以入睡。這種狀態持續了幾個星期,影響了你的正常生活。最終你決定求助醫生。

走進醫院的臨床心理科后,你會被要求做一份包含幾十個問題的量表。在測試結果中,你的精神狀態會被量化為一套復雜的指標:抑郁、焦慮、敵對、軀體化癥狀……如果醫生判斷你需要治療,你可能會得到一張寫著復雜藥名的處方,并被建議開始心理咨詢。不湊巧的話,你需要等待一段時間,因為預約心理咨詢的患者太多。

即便如此,你可能依然屬于幸運的少數人。2022年2月發表的《柳葉刀——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抑郁癥重大報告》估計,全球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抑郁癥。在高收入國家,約一半的抑郁癥患者未得到診斷或治療,而在中低收入國家,這一比例高達80%-90%。

然而抑郁癥從來都不只關乎個人。在《抑郁癥在中國產生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社會學學者蕭易忻認為抑郁癥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發展有關。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時空劇變導致個人及家庭都面臨更大的生活壓力和不穩定性;在競爭文化的籠罩下,個體的生命歷程被社會規范形塑的“象征他者”規訓,只有競爭中的獲勝者才能過上“美好生活”。消費主義與科技進步加劇了個體原子化,使人們更容易困于自己的情緒中。

個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是社會健康程度的一面鏡子。如《訴說憂傷:抑郁癥的社會學分析》的作者戴維·A·卡普所言:“如果我們不履行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以滋養社會,我們就要付出個人患病的代價?!敝厮苌鐣B結是應對抑郁困境的解藥之一。

蕭易忻也是《訴說憂傷》的譯者之一。他生于臺灣,2012年從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后到華東理工大學做博士后研究,此后任教于該校社會工作專業。來到上海后,他發現留學期間認識的朋友都或多或少有過抑郁狀態,而在中國大陸的社會學界,卻鮮有關于抑郁癥的專著。他在2014至2015年進行田野調查,對抑郁癥患者、家屬、心理咨詢師和精神科醫生等群體進行訪談,試圖闡釋個體的抑郁經歷如何與社會結構和社會建構相關聯。

《南方人物周刊》與他探討了導致抑郁癥變得更高發的社會因素,社會如何建構這一疾患,以及從社會學層面上看我們該如何應對抑郁。藥物和心理治療是當下醫治抑郁癥的主流方式。但在醫療舉措之外,我們還需要構筑能托住個體的支持系統,需要對精神障礙的去污名化。個體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系統而存在,“社會學還需要去處理宏觀層面的問題,比如社會政策的友善程度,醫療體系的建構,學校、社區層面應該怎么做才能讓對抑郁的歧視少一些等等?!笔捯仔谜f,“總之要培養人們心理的韌性,塑造一個友善的環境,人們患抑郁癥的狀況才有減緩的可能?!?/p>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與蕭易忻的對話:

抑郁癥可能是為患者提供的喘息空間

南方人物周刊:社會學,尤其是質性研究的路徑能為理解抑郁癥提供怎樣的視角?

蕭易忻:社會學認為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看重社會脈絡。我們一出生就依賴父母,很多直接或間接的人,比如生活用品制造商、醫院的醫護人員、學校的教職工等等作為基底共同托起了我們的存在。對于抑郁癥,社會學更關注社會結構的問題,以及社會怎么去建構這個病。在治療方法層面我們也側重于建立更好的社會連結,思考個體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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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趙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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