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復刊前后

《歷史研究》在“文革”后期復刊，目的是“批林批孔”，還是為了跟蘇聯辯論中蘇邊界問題？抑或兼而有之？“四人幫”在此過程中起著怎樣的作用？且聽知情人的回憶

《歷史研究》雜志于1954年創刊，1966年因“文革”爆發而?？?，1974年復刊后延續至今。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和權威性的史學刊物，它不僅反映著中國史學半個世紀以來走過的發展道路；同時也是那段逝去歲月的時代掠影，體現著國家和民族跳動的脈搏。

“文革”末期的《歷史研究》

《歷史研究》于1974年復刊，當年只出一期，文章目錄有：《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研究歷史》、《農民反孔斗爭史話》、《論曹操的法治路線》等等，均是諸如此類的文章。

其后的1975年至1976年，每期《歷史研究》發表的內容大率如此。如1976年第三期目錄：《文化大革命是階級斗爭》、《資產階級民主派為什么會變成走資派》、《歷代關于商鞅變法的兩派論爭》、《政治謠言與篡權復辟》，等等。第四期目錄：《不斗爭就不能進步》、《反修防修的銳利武器》、《第二國際的投降主義》、《論孔丘的反動“仁學”》、《一個投降派的典型——汪精衛》，等等。

像這樣的所謂“歷史研究”文章，今天看來真是慘不忍睹，說是史學，其實連史學的邊都不沾；稱之為典型“文革”風格的“大批判文章”，則名副其實。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倘若從歷史的發展來回顧，無疑是十分自然的。因為那段時間雖已是“文革”末期，但恰恰是“四人幫”的活動最為猖獗的時期，也是國家與民族的命運最為險惡的時期，報刊雜志自會深受其影響，而學術研究當然是連影子也談不上。

但十分奇怪的是，這一時期的《歷史研究》，在一片肅殺蕭索之中，偶爾也會夾雜一兩篇與此渾然不類的文章，像《試論原始公社末期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從我國古代神話探索天文學的起源》等，似乎都帶有幾分學術味道，也很少含有大批判內容，與其他純粹的大批判文章明顯不同。

何以如此？這樣的文章在當時的環境中究竟是為什么以及怎樣被刊出的？當時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來有幸讀到陳鐵健先生所撰《綠竹水南集》中的一段回憶，才恍然大悟：

1975年夏秋之際，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對各條戰線進行整頓。遲群主管的《歷史研究》重新交還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由原主編黎澍接管。他從近代史所借調丁守和、丁偉志、嚴四光、陳文桂和我到編輯部工作。我因無意做編輯而拖延了一段，去時已是初冬時節。不久，“反右傾翻案風”刮起來，《歷史研究》在十分復雜而微妙的嚴峻形勢中艱難行進。有時不免采取合法斗爭手段，力爭發表一點有學術價值的文章。在緊張的氣氛中，編輯部內部也不平靜。我因為在一次會議上說對批鄧反右“不感興趣”，便被記上黑賬。只因受到黎澍、丁偉志的保護，才得幸免于難。

原來如此！原來我看到的“帶有幾分學術味道、與其他純粹的大批判文章明顯不同”的文章，都是在當時那樣險惡形勢下的編輯們，力圖“采取合法斗爭手段，力爭發表一點有學術價值的文章”的努力的結果。而從其后陳鐵健先生在“批鄧反右”中挨整、又于不幸中而有幸“因受到黎澍、丁偉志的保護，才得幸免于難”的遭際中，亦不難看出這種努力并不僅僅局限于個人的小環境背景。這種努力真是何等的不易和可欽可佩！卻又是何等的無力和有限！它既體現了真正的學者所具有的不甘屈服于權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