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理由

★2008年年度好書（非虛構類）主題書評

我心目中的好書是“三有”：有思想有知識有現實意義。用這個充滿偏見的尺子去衡量近30年出的書，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1980年代的書可以說是“三有”，1990年代是一有二無（有知識無思想無現實意義），新世紀的書干脆“三無”。如果有哪位讀書人問我從“三有”變成“三無”的原因，我就請他自己掌嘴。為什么？因為他明知故問。當然，這一結論，說的是主流，是極而言之，掛萬漏一勢所難免。比方說，徐賁的這本書，就是當今之世偶爾出現的“三有”。

徐賁估計，此書只有幾百個讀者。這種悲觀情緒要不得，他應該看到成績，看到光明，首先為“偶爾”浮一大白。然后為拙文再浮一白。

在壞的制度下，好人同樣會作惡

近兩年，我一直在采訪老電影人。所有的被訪者，無論是編導演，還是處局長，在當年的政治運動中都挨過整也都整過別人。談到這種彼此互整的時候，我總忍不住問他們一個很蠢的問題：“為什么你們會彼此上綱上線到那么離奇的地步？你們相信扣在對方頭上的帽子嗎？”受訪者往往這樣回答我：“那時候，不上綱上線就過不了關。你給別人扣的帽子越大，才越說明你進步。”

一些老電影人把他們撰寫的回憶錄送給我，其中文先生的回憶錄最有史料價值——書后附錄了1957年反右時7次批判會的發言記錄。在這些批判者中，有不少是我敬重的老前輩。于是我又冒了傻氣，問文先生：“您改正之后回到了原單位，當年那些整您的人給您道過歉嗎？”“人家干嗎要道歉？是組織讓他們干的。要是換了我，我也不會道歉！”這是文先生的回答。

這些老電影人給我留下兩個疑問，第一，是什么力量使人們為了過關、為了進步說謊？第二，組織是個什么東西？為什么它能把人弄得失去常識和理性？

徐賁在書里講了1961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倫的一個著名實驗，這個實驗至少給我提供了一半答案。

實驗分幾個步驟。第一步，海招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一“科學實驗”。年齡從20歲到50歲，教育程度從小學到博士。第二步，主持方告訴選定的40名參考者，這是一項關于“體罰對于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招來的人將作為“老師”，教導他的“學生”。師生分處兩個房間里，彼此看不見對方，但能聽到相互的聲音。第三步，主持方給老師發了考試卷，并宣布實驗規則：他們每個人的手邊都有一個電擊控制器，控制器分十個檔次，最低是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