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逝世：作為一個日本人意味著什么？
兩位作家用他們死亡的方式給出了答案：三島死于45歲的盛年，暴烈地切腹；大江死于88歲的晚年。前者用自殺消解了二律背反，后者的存在主義，始于存在的焦灼，終于存在的勇氣。
“大江健三郎最深沉的部分是世界主義的，這使他可能缺乏今天的人們所注重的激進思想家色彩，但他是攸關人類生存的政治與精神問題的重要參與者?！?/blockquote>責任編輯：李慕琰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年—2023年），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視覺中國圖）
安靜離世十天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死訊，被出版方講談社證實。2023年3月13日的一份聲明中，講談社表示，大江先生于3月3日凌晨死于衰老，享年88歲，已舉辦家庭葬禮。
大江健三郎被中國讀者熟知，始于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的授獎詞寫道：“他用詩意的力量創造了一個想象世界，生活與神話凝聚為一幅當今人類困境的不安畫卷?！?/p>
大江對中國的關切，要比中國讀者對他的興趣早得多。1960年，25歲的大江健三郎隨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留下了與毛澤東、周恩來的合影。此時，中日兩國尚未實現邦交正?；?，年輕的大江參加以作家野間宏為團長的訪華團，是為了表明反對《新日美安保條約》的立場。
從1958年開始，日美兩國就修訂安保條約進行談判，新條約強化了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的冷戰橋頭堡的定位，使日本有卷入美國軍事行動的危險。1959到1960年間，日本青年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反對《新日美安保條約》的運動風起云涌，其意義堪比1968年的巴黎五月風暴之于一代法國青年。
作家薩特、波伏娃，導演克里斯·馬克、阿涅斯·瓦爾達都曾在20世紀50年代訪問中國。大半個世紀以前，對于年輕的大江健三郎和瓦爾達而言，中國意味著“破次元”的另一種可能，散發著第三世界的嶄新光暈。他們矚目中國，是為了借力觀照、批判日本與法國。在時代的巨變中，這一語境被不斷改寫。就像對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來說，魯迅成為一個動力裝置，一種被中斷卻散發著永恒光芒的可能性。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獎，發表的演講題為《曖昧的日本的我》，與1968年川端康成的演講《美麗的日本的我》形成呼應，后者是第一位獲得諾獎的日本作家。
在大江看來，川端表現出了獨特的神秘主義。而對于出生在1935年的大江來說，日本一百多年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于曖昧的兩極之間，“而我，身為被刻上了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曖昧之中”?！鞍褔遗c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尖銳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日本文化，卻并沒有因此得到西歐的理解……”
在戰爭與核爆的陰影中度過童年，筆耕一生的大江健三郎，始終在面對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日本人意味著什么？當然，他也引用了奧登的詩給小說家下定義：“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濁中污濁/如果可能/須以羸弱之身/在鈍痛中承受/人類所有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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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大江健三郎考入東京大學，一年后進入法國文學專業，在渡邊一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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