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弼的學術轉向與時代風潮

黃文弼在內蒙古考察途中（1928）。（新疆師范大學黃文弼中心供圖/圖）

黃文弼的轉向

我的興趣是學術史和思想史，對西北考古是外行，寫這篇文章來討論黃文弼，實在有些偶然。這里我想講的，不是黃文弼（1893-1966）的西北考古，而是我們怎樣在東西學術競爭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思想大潮流中，重新去理解黃文弼及那個時代中國人的西北考古事業。

坦率地說，我之所以關注黃文弼，是因為山西芮城永樂宮壁畫。前些年我給學生上一門課，可以叫做“偽裝成藝術史的文化史”，其中一講涉及著名的永樂宮道教壁畫，一查資料，發現最早對山西南部的永樂宮和興化寺作歷史調查的，原來除了李濟先生之外，就是黃文弼，他有兩篇涉及永樂宮的論文，發表在1926年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算是最早研究永樂宮壁畫的文獻。那時候，他告別了大學時代從事的宋明理學研究，轉向藝術史，因為在當時，隨著各種遺跡考察熱，藝術史正是大有前途的領域。

可是，他又很快告別藝術史，轉向了西北的考古學。那么，為什么他會毅然決然地去那個“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的西北，最終成了西北考古的先驅？

1930年1月，西北科學考察團部分成員在迪化氣象站合影。左起：白萬玉、龔元忠、李憲之、袁復禮、黃文弼、劉衍淮。 （資料圖/圖）

西洋和東洋的刺激

熟悉學術史的人都知道，西北史地逐漸被中國學界重視，是清代中后期。王國維所謂“道咸以降之學新”的“新”，就指這個領域，他說，當時的學人風氣是“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陳寅恪也曾回憶說，他小的時候，老輩學者聚在一起，不是談今文經學就是談西北史地，這是當時的潮流。不過，那時候盡管也偶有去過西北的（如祁韻士、徐松），但大多數學者還是紙上談兵，在地圖與文字間臥游，從文獻里談回疆和蒙古，還不算是現代的實地考古和調查。

但是到了1927年，黃文弼一行和斯文·赫定一起去西北，通過實地考察和考古發掘來研究西域，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變化。那么，這個根本性的變化是怎么來的？從學術史角度，首先就要說到歐洲東方學和日本東洋學的刺激。我在《亞洲史的學術史》講義中說到，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歐洲東方學關于亞洲研究有五大變化：

第一，是超越漢族中國的范圍，拓展出西域與南海之學，也叫四裔之學，涉及蒙古、中亞與新疆、西藏、滿洲、琉球與臺灣、東南亞。第二，是歷史與語言的結合，由于范圍超越了漢族區域，因此必然發掘和研究四裔使用的語言文字。第三，用力于中國與周邊之交往，因而特別注重古史中的四夷史料。第四，傳教士的傳統影響，使他們深入實際的宗教與社會領域。第五，不僅僅圍繞精英經典文獻，也重視邊緣資料的調查與發現。

這里面除了第四項之外，西北也就是西域之學，多種語言，中外交往，邊緣資料，都和西北歷史地理文化有關。特別是，俄國人普爾熱瓦爾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