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不斷流動，不斷變化的——美國人的中國觀之變遷

2月21日下午，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與清華大學學生有一個小型座談。這位前第一夫人向來不以親華聞名，但那天，“她的表現相當謙虛”，組織學生參與對話的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孫哲說。

她先是自我批評，希望中國不要重犯美國在環保方面犯過的錯誤，又回憶了1979年克林頓任阿肯色州州長時與鄧小平見面的情形，贊揚了中國30年來的巨變，最后，在告別時與25名學生和10名專家一一握手——她是如此笑容可掬，“就像競選時一樣”，結果，那些準備了尖銳問題的學生，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8年前，孫哲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教授，“9·11”事件發生前一個月，時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拜登訪華，在復旦大學，拜登當著主持人孫哲的面“訓示”中國學生：“你們剛剛20多歲，已經忍受了共產黨專制統治20多年。……在未來20年里，你們應該得到民主和自由，生活在一個更為幸福的體制中。如果那樣，你們就可以大膽地像我們美國學生一樣批評我，和我自由對話……”

對于這種反差，你可以理解為時移世易、地緣政治以及中美兩國的處境都有了變化，也可以認為這只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矛盾的一個側面，但請不要相信這樣的概括，譬如拜登反華，而希拉里變得親華。

中美建交30年，中國人的“美國觀”與美國人的“中國觀”都經歷了數輪刷新，在孫哲看來，明白中國的自許與美國的期待，是透視中美交往的關鍵，換句話說，美國人的“中國觀”，不僅僅取決于美國的利益與價值，更取決于中國的自身發展。以實用主義的經濟視角觀之，內外認知相差過大的國家形象，會增加改革的風險，如清華大學教授雷默所言，“任何對中國形象的略微遲疑，幾乎都會直接增加中國的成本。在技術方面尤其如此。”

于是我們選擇了考察對象，他是位外交官，1950年代從北外畢業進入外交部起就開始從事對美事務，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談判，他都有參與，中美建交后，他曾擔任駐美使館的政治參贊；1990年代，他從駐芝加哥總領事的位置上退休，其后返聘到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至2001年。我們試圖通過對他的個人命運，以及他所親歷之歷史的考察，窺見美國人“中國觀”的一角，更重要的是，看清我們自己的發展——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么樣的中國。

孫澤與卡特　圖/受訪者提供

1971年，尼克松說，中國人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巨大的經濟力量

王立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時候，俄語還是熱門專業，他是“被硬派去學英文的”。1954年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新聞司（當時叫情報司），任龔澎司長的秘書，當時的新聞司，除了每日有專人收聽美國之音、BBC的新聞節目，就是為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等準備材料。

美聯社日內瓦1954年4月28日電：“日內瓦會議上的美國代表團不理睬中國共產黨人。國務卿杜勒斯顯然正在做出榜樣來。雖然他在會議桌旁距離周恩來只有4個座位遠，但他沒有與周恩來握手或說話……一位美國代表說，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