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全球史是彼此聯系的歷史

（Billy H.C. Kwok/圖）

葛兆光

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文科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及中國思想、文化與宗教史。代表作有《中國思想史》（1998、2001）兩卷本、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1）、《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燕行文獻札記》（2014）、《歷史中國的內與外》（2017）、《亞洲史的研究方法》（2022） 等。

有人說葛兆光并不是那種“登高一呼”的知識界領軍人物。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進入學界以來，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銳深刻的問題意識”，在中國學術史、思想史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歷史文化定位等問題上都有著精深研究和卓越見解，從而搭建起當代學術史上極有分量的一塊版圖。2023年初推出的新著《聲回響轉》，便是他近年來對這些學術領域重大問題的思考和回應；他組織二十幾位年輕學者一起編寫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也即將面世。這本書在同名音頻節目基礎上完成，該節目在兩年半里達到幾百萬次收聽，影響力可見一斑。

1960年，10歲的葛兆光隨父母一道自北京下放到貴州的小縣城凱里；1968年初中畢業后，他又到苗寨當知青，和語言不通的苗族人民打交道。他種過地，也在磚瓦廠、農藥廠和供銷社當過工人， 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他考入北京大學，1978年離開生活了18年的貴州。這段處于邊緣的經歷讓他認識到不一樣的“中國”。這或許也是他后來學術生涯中始終貫穿的去“主流化”、去“中心化”意識的根源。

上世紀80年代他開始進入學術界。在悠長的學術生涯里，葛兆光教授不斷轉換研究領域，研究方向發生了幾次重大轉向。從早期對宗教和中國文化的研究，到1990年代對中國思想史的關注。在兩卷本《中國思想史》里，葛兆光將探究的目光從精英身上往下調，更加注重“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從而打破了思想史研究的陳規定式。2006年，葛兆光來到復旦大學組建文史研究院，又開始著手推進“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項目，以“亞洲”作為背景重新反思對“中國”的認知，他希望在歷史中理解“中國”。

“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對周邊國家史料竭澤而漁般的閱讀和汲取，還需要新的學術關懷?！边@份關懷的背后是葛兆光力圖尋找一種“超越國境的歷史觀”的努力。最近幾年，他又把“中國”置于一個更廣闊的時空里，在全球文明交流的視野中，重新觀察、討論，帶領我們進入“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

“大家閉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到了遙遠的太空，就像李賀《夢天》里說的，‘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可以一眼覽盡我們這個七分是水、三分陸地的藍色星球，這地球上面哪里有什么一道道的國境線，有什么大小圈圈的城市，各國怎么會是不同顏色？如果我們更閉上眼睛想象一下，當你身處遙遠的太空，能夠看到整個地球，你又仿佛神靈一樣，可以把時間壓縮起來，親歷整個悠久的歷史，那么你會看到的是什么？是古往今來的各色人等像小人國的小人兒一樣，幾千年一萬年，在這個星球上來來往往，打仗、遷徙、耕作、貿易、祭祀、生兒育女，船只在海上來來去去，各種車在驛道上走來走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山谷多次變了高陵，滄海幾度變了桑田……”在這個全球史音頻課程的開篇，葛兆光用一段詩意浪漫又胸襟宏闊的語言告訴聽眾，真實的歷史是流動的，是穿越的。這樣的一部全球史，是人類彼此聯系的歷史，不是被“爾疆我界”禁錮的歷史。

對當下的關照，也自始至終貫穿于葛兆光的歷史思索。作為一名歷史學者，葛兆光坦言，近些年來，他對現實的關切更為迫切。他形容自己“曾在背后的大門里頭，看到過長長的歷史和我們走過的路”，這條路由過去的歷史經驗、歷史記憶、歷史教訓凝聚而成；“也明白我們好不容易走到門口，當然應該向大門外面繼續走下去”。

1981年，葛兆光在八達嶺長城（受訪者提供/圖）

音頻節目“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

南方人物周刊：您最近幾年一直在倡導“全球史”。它的具體內涵是什么？與我們之前熟悉的“世界史”（World histroy）有什么區別？

葛兆光：讓我先從“世界史”在中國的歷史講起。

在中國，開始改變“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知識和歷史書寫，認真了解中國之外的世界，應該說是從19世紀中葉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開始的。像林則徐《四洲志》、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寰志略》等，都說明那個時代的知識人要“睜開眼睛看世界”。

而中國人真正了解世界史，首先，是來自傳教士對歐洲的世界史著作的編譯，像郭實臘（Karl Friedlich Gutzlaff）、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麥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的書。你可以特別注意1900年廣學會出版的《萬國通史》，因為它的影響很大。其次，明治時代日本模仿歐洲的世界史著作也被翻譯過來，像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在知識界就很流行，也曾經當過學校的教材。更重要的是，由于1894年甲午戰敗、1898年變法失敗、1900年義和團之亂，晚清朝廷不得不從政治、制度和教育上大改革，這時候，“萬國史”、“外國史”或“世界史”的課程，進入官方主導的學校教育。1904年，官方規定，除了中國歷史，大學必須講授“萬國史”，中學要講授“歐洲和美洲史”。在這種歷史大變局中，中國被迫進入世界，“世界史”這門知識也順勢進入中國。

晚清、民國以來，中國的“世界史”在研究、訓練和教育方面，主要受到歐美、日本的影響，后來又受到前蘇聯的影響，一直存在一些明顯問題：第一，由于世界史的內容非常復雜龐大，所以，一直采取的是國別或區域歷史相加、用“拼圖”的方式組合成世界史，因此，國與國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交錯、互動和聯系被忽略了；第二，在普遍認知和學科設置中，“世界史”（或者叫“萬國史”/“外國史”）和“中國史”是被分開的，在中國的大學中學里，世界史似乎主要是中國以外的外國史，所以在中國形成了我們批評的“沒有中國的世界史”和“沒有世界的中國史”——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好像互相不溝通，唯一互相溝通的，叫作“中外關系史”；第三，世界史敘述的基本脈絡和分析重心，受到西方的文明進化、發展進步的歷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觀、蘇聯的社會五階段論等影響，使世界歷史的變遷，仿佛有一個固定的“規律”或“目的”。

因此，1990年代“全球史”的概念進入中國之后，就引起了學界的很大興趣。全球史強調超越國境的聯系、互動、交錯，正好在某種程度上修正了過去“世界史”的幾大問題。只是“全球史”的門檻很高，給學者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們不能只是一國歷史的專家，需要更廣闊的視野，善于發掘被國別史遮蔽的歷史文獻、考古資料甚至人類學調查。同時也要求中國史學者必須把中國放在周邊甚至全球背景下去理解，世界史學者要把全球歷史和中國史聯系起來考察。所以，現在中國學界還沒有好的宏觀的全球史著作。

但是，學界大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