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行政監管，走出社會治理死胡同

行政監管常有人為標準、關系標準的重大嫌疑。政府應從大量日常監管事務的牽制中解放出來，致力于讓民眾通過私法體系捍衛自己的安全與利益

受訪人：黃清華（衛生法學專家?，F為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

重公法輕私法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南方周末：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食品安全法。在監管體系和監管標準等方面，這部新法都有改進?？傮w來說，還是以強化行政監管為主。近年與食品安全相關的社會矛盾和沖突時有爆發，這是否與我國的法律框架有聯系？你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哪里？

黃清華：重公法監管、輕私法保護，是現行法律框架的基本特征。

食品安全已成為社會矛盾的多發地帶，恰在這塊，“重公法輕私法”的行政監管特點非常突出。全世界的產品安全責任標準，都只有一個客觀的私法標準，即“不合理危險”，它以現有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為依據。大量事實證明，只有這一客觀的私法標準，才符合消費者利益。這可從英美的產品責任法、歐盟的產品責任指令中得出。唯獨我們開宗明義強調行政監管，強調產品質量認證，以所謂“國家標準、行業標準”這種行政執法標準代替“不合理危險”這一客觀的私法標準。

不區分治理對象的性質和特點，一味強調行政監管，效果往往適得其反。行政監管不僅具有人為標準、關系標準的重大嫌疑，且時常落伍于日新月異的生產經營活動。“三鹿”奶粉難道沒有獲得質量認證？難道不符合“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我們把一部私法性質的產品責任法，搞成了一部強調行政監管的產品質量法，行政權擴張到無以復加，就是“重公法”監管的典型表現，說明行政法很強悍，而私法、民商法則很弱小。

強調公法監管的另一個特點，表現為非常嚴格的行政審批。比如任何食品生產經營者，甚至一個飲食小店，如果官方不進行審查和批準，不發衛生許可證，是拿不到工商營業執照的。其他如食品廣告監管、藥品管理莫能例外，規定的都是嚴格的行政處罰、苛刻的行政審批。

這種立法模式的出發點無疑是保護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私權），賦予了行政機關很大權力；但實際上，立法初衷和社會效果之間出現嚴重異化。從“蘇丹紅”到“毒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