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對監獄改造寄予太高期望，給予的資源卻不足”
“現實中，多數人遵循的還是重刑主義，認為只要把犯人們關起來，施加嚴厲的刑罰就能起到威懾作用，而忽略了背后的社會基礎?！?br />
“打擊電信詐騙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也成了新增較快的罪名，但其實有很多人并不了解這是非法行為?！?br />
“天眼（對犯罪）的威懾效果有限，反而是移動支付改變了盜竊罪的治理態勢。這也讓我們思考，怎么用低成本手段，達到治理犯罪的效益最大化?！?/blockquote>責任編輯：吳筱羽
2020年10月21日，湖北襄陽，街頭一處正在安裝中的天眼攝像頭。
梁平漢是一名犯罪經濟學研究者、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走入大眾視野，源于他分享自己在監獄開展的一次捐助實驗。受助者為兩名患病女童，一名是陌生人，另一名是服刑人員的女兒，犯人在監獄車間工作的產值與善款金額掛鉤。梁平漢發現，所有服刑人員工作的效率都因此提高了。
實驗結果還有更多讓他驚訝的細節。當知道要幫助的人是服刑人員的女兒時，犯人們并沒有因為同病相憐而愿意幫助更多。另外，如果以服刑時間作為變量，重新將犯人分組，服刑時間越長，反而捐助行為更少。
那是九年前的一次實驗。2014年，梁平漢得到一次去四川某監獄研究的機會。為期5天的研究，影響究竟會有多深遠，梁平漢并不知道。服刑人員出獄后，與監獄斷了聯系，也很難去評估監獄改造到底有什么效果。從那時起，梁平漢對犯罪治理問題愈加關注。
在梁平漢看來，社會對于監獄威懾和改造作用抱有更高的期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泛刑事化”的趨勢。2021年，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沈開舉曾提出，要對“泛刑事化”高度重視，“超出行政處罰手段懲處程度時才能由刑法介入調整”。在沈開舉看來，這種趨勢已經蔓延到網絡詐騙、危險駕駛等行為的定罪中，甚至在征地拆遷補償案件的辦理中也有體現。
隨著梁平漢對犯罪治理問題的進一步研究，他發現“泛刑事化”的作用有限，且占用大量社會資源，“犯人們出來后也會面臨找不到工作的問題，家屬在就業、公考、政審時也會受到影響。這其實是社會在給自己制造對立面”。
2023年4月20日，圍繞他近年在低成本犯罪治理等相關方面的研究，梁平漢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一次在監獄開展的捐款實驗
南方周末：作為一個經濟學背景的學者，你是如何對犯罪行為研究產生興趣的？
梁平漢：我長期關注公共管理。2014年，我到美國芝加哥市訪學。當地犯罪率很高，服刑人口多。那時我了解到，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在1960年代，就最早將經濟分析用于犯罪與懲罰，認為犯罪者會在計算成本收益后，做出是否犯罪的決定。這一學術理論引起了我對犯罪的關注。另外，公共治理領域的學者也要借助犯罪研究社會治理?，F實中，多數人遵循的還是重刑主義，認為只要把犯人們關起來，施加嚴厲的刑罰就能起到威懾作用，而忽略了背后的社會基礎。
2014年，我得到了去四川一所監獄開展實驗的機會，對現行監獄管理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體會。后來到中山大學任教，我開始注重收集這方面的裁判文書等資料。
南方周末：當時是怎么得到去監獄開展實驗的機會？
梁平漢：監獄管理人員其實很需要智力支持，才知道怎么更好管理，因此會和部分法學院保持聯系。如果研究者有相關聯系渠道或認識監獄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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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胡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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