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章未盡才：憶郭在貽先生

郭在貽先生（1939-1989）遺照。（張涌泉供圖/圖）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奇妙的。有的人經常在一起倒沒有幾句話，而有的人則一見面就覺得十分投緣，無話不談。我與郭在貽先生的交往就屬于后者。

齊魯文化與《說文》根底

我與在貽先生的首次見面是在1979年9月的“楚辭班”上。其時姜亮夫先生每周四上午要給我們上一次大課，而作為姜先生助手的郭在貽有時也會來聽。他可能聽出我說話有山東口音，就在課間休息時來問我是山東哪個縣的，我告訴他是諸城縣，他連忙說：“知道，知道。諸城出的名人可多了?！毙从指嬖V我他是鄒平的，就是當年梁漱溟搞新農村實驗的那個縣。這樣，我們就算認識了。

過了不久，姜先生因遭劫賊襲擊，受傷住院，“楚辭班”暫停，我們都回原單位。待到第二年4月，始重返杭大。

記得是1980年6月9日的晚上，我剛吃過晚飯，在貽就到我住的宿舍（8舍338室）來了。我遞給他一把蒲扇，又給他泡了一杯茶，我們便聊了起來。他先是說我們山東是個好地方，四季分明，氣候宜人，物產豐富，而且民風淳厚，難怪當年漢武帝要說“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了。接著便談起山東鄉邦的文化人物，尤偏重于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我雖對此話題也有興趣，偶爾也會插幾句，但基本上是聽他講。他說，清代山東一帶的樸學氣氛是十分濃厚的，除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外，研究《說文》的“四大家”，山東便占了兩家，即安丘的王筠與曲阜的桂馥。兩位先賢的大名我是早就知道的。桂馥的隸書與伊秉綬齊名，我很喜歡。王筠與歷史學家趙儷生同為安丘景芝鎮人，也常聽趙先生說些王筠的故事。但他們兩位關于《說文》的著作，我還真沒有認真讀過。于是在貽便向我介紹起兩家的著作來。他說王箓友（筠）的《說文釋例》雖也沿用“六書”，但已從《說文》中總結出若干條公例，如“形聲兼會意”“形聲兼假借”等，在甲骨文發現之前，在分析文字構成方面成就最高，可補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不足。因此，要了解每個字是如何構成的，可讀王氏的《釋例》。王氏稍后出的《說文句讀》便是以《釋例》的標準來具體解釋每個字的構成，極便于初學者。桂未谷（馥）的《說文義證》則是將《說文》中每個字在古書中的意義及用法都羅列出來，其對廣泛了解字義很有幫助。王書的重形、桂書的重義，朱書（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的重音，再加上這門學問的“老祖宗《段注》”（梁啟超語），便是清代《說文》的“四大家”，也是研究《說文》最基本的文獻。他說他已將《說文》讀過三遍，是以《段注》為主，并參考了其他三家。還說《段注》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