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劇場的拉幕人——追念萬瑪才旦先生丨電影法門
他是一個開創者,他的面前是一片藏語電影的空地,使命感讓他在電影語言和形式創造上很用力,他在努力求索,想試一下能否建構一種獨特的民族形式,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個概念——“電影藏語”(而非藏語電影)。
責任編輯:邢人儼
萬瑪才旦電影作品《塔洛》劇照。
在世俗中修行
萬瑪才旦是藏地電影新浪潮的開啟者,為藏族母語電影的創作拉開了序幕。他1969年年底出生,于2023年5月8日遽然去世。在他去世一周前,4月30日,我與他還在北京見過一面,有策展人在亮馬橋為他舉辦了小型的電影回顧展,我和他有一場《靜靜的嘛呢石》映后談。展映期間,萬瑪同時在北影節某單元做評委,當他匆忙地從外面趕來,朋友都說他消瘦了許多。
但在我的印象中,近幾年他一直很消瘦,吃飯的中間經常見他掏出一顆降糖藥來。前年在深圳,我們也有一場學術對談,結束后朋友請吃宵夜,我問他身體能否承受,他笑著說,每次吃東西,時間再晚也要走動一小時,說話時有一種豁達的自嘲。這些年他的工作安排很密集,當那天大家勸他切勿過于勞累的時候,他露出了羞澀的神情,仿佛他努力精進的意識被人發現了。
次日他去了拉薩,轉往附近的浪卡子縣拍戲。拉薩的朋友告訴我,萬瑪在浪卡子出現了高反,心臟發生問題,劇組并未配置一般高原拍攝必備的高壓氧艙,而此縣離拉薩近,人們生重病往往直接去拉薩的醫院,導致本地醫療條件反而一般。萬瑪才旦很快離世了。這一消息在5月8日的上午流傳,晚上,網絡上的悼念文字密集地涌現出來。
我知道萬瑪在藏漢兩地廣結善緣,但未料想這善緣結得如此普遍。這是需要心力的付出的。電影圈的社交往往很多周旋,這也是自我保護的手段,但萬瑪不太會周旋,對他人總坦誠應答,不編織理由,所以他很難拒絕別人,尤其當他從高原來到過度社交的東部都市,來到人際關系稠密的電影界,這必然帶給他過多精力的消耗。
同時他又身跨電影界和小說界,保持著很高的工作效率。前幾日與高鳴導演見面——萬瑪是他影片的監制,他認為萬瑪的去世與過度勞累有關。我同意這個看法。
當然,在這其中,萬瑪才旦并非完全的被動者,他仿佛在主動踐行某種理念。他留給大家的印象是很好說話,很多人想結識他,請他做監制與活動嘉賓,或放他的片子,他一般都不拒絕,對于寂寂無名者也十分鼓勵和支持。一種無分別心的理念似乎很清楚地貫徹在他的言行中。所以當他去世,很多人都感覺到自己曾受他的關懷與照耀,他們的懷念充滿了真實的感情。
最近,因為他的去世,我細數與他的往來,發現遠比印象中稠密。最早與他有深入接觸,是我們策展時放映他的長片首作。之后,2011年冬天,當時我有一個拍攝計劃,帶著攝影師去往萬瑪導演居住的賓館房間里拍攝,巧合的是,地點也在亮馬橋附近。當天與他進行了接近四小時的對話,我第一次非常詳細地聽他講述自己的人生閱歷。
之后我整理錄音,又清晰地感受到萬瑪的性格。他回答問題時不回避,也沒有禁忌,他能夠非常認真地領會你的問題,知道什么就回答什么,但也非常節制,能用一個詞說清楚的,絕不用兩個。我當時就聯想到一個詞——不妄言。不妄言、精進、無分別心,似乎都屬于某種專有語匯。我作為研究者解讀萬瑪的電影,往往追尋文本與其所在的文化系統之間的聯系,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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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