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的中間道路

作為經濟學家，華生近兩年遇到了圈內人一定程度的懷疑，甚至抵制。我就聽說過另一位名頭很大的經濟學家曾經吩咐手下，不得安排華生在某高校演講；在一些更加私密的言論平臺上，華生的名字和觀點，當然也是需要屏蔽的對象。理由無他，因為有些人認為，華生這些年已經逐漸失去了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必須具備的獨立思考立場。

人們如此懷疑，自然有他們的道理。大眾了解的華生，曾經在價格雙軌制、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和股權分置改革三件大事上發揮過重要的學術影響，這使得人們可以得出結論，華生應該是那種具有更多改良訴求的學者。他的方法論事實上一直在舊體制中小心行走，并偶爾發出一種建設性的聲音。在習慣了一分為二判斷思維的局面下，華生的此種生態，顯然是兩邊不討好。那些原教旨自由市場經濟的擁戴者，罵華生保守，罵他有烏有的美好，卻忘記了常識；那些計劃經濟體制的懷念者，那些以簡單的結果公平來界定世界的人們，罵華生是居心不良，是和平演變，罵他是既得利益階層的看家狗。

凡此種種謾罵，并非空穴來風。按照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路徑來看，華生，首先是一名大公司的老板，他身價數以10億計，他可能是中國最有錢的經濟學家；華生，其次還是中央候補委員、國家作協主席鐵凝的丈夫。私人產權意義上的華生和政治體系里的華生，都足以讓別人得出很多先入為主的立場性判斷。

不過，了解華生，畢竟還是要回到他的經濟學里，這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理想。雖然我在有的場合聽見華生說過“腐敗問題已經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昏話，但我在另外的場合，也聽見他說，“降低農民工及其家屬市民化的制度壁壘，可以大大提升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和整體經濟效益水平。”如此，簡單地按照個人好惡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