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的中間道路

作為經濟學家，華生近兩年遇到了圈內人一定程度的懷疑，甚至抵制。我就聽說過另一位名頭很大的經濟學家曾經吩咐手下，不得安排華生在某高校演講；在一些更加私密的言論平臺上，華生的名字和觀點，當然也是需要屏蔽的對象。理由無他，因為有些人認為，華生這些年已經逐漸失去了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必須具備的獨立思考立場。

人們如此懷疑，自然有他們的道理。大眾了解的華生，曾經在價格雙軌制、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和股權分置改革三件大事上發揮過重要的學術影響，這使得人們可以得出結論，華生應該是那種具有更多改良訴求的學者。他的方法論事實上一直在舊體制中小心行走，并偶爾發出一種建設性的聲音。在習慣了一分為二判斷思維的局面下，華生的此種生態，顯然是兩邊不討好。那些原教旨自由市場經濟的擁戴者，罵華生保守，罵他有烏有的美好，卻忘記了常識；那些計劃經濟體制的懷念者，那些以簡單的結果公平來界定世界的人們，罵華生是居心不良，是和平演變，罵他是既得利益階層的看家狗。

凡此種種謾罵，并非空穴來風。按照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路徑來看，華生，首先是一名大公司的老板，他身價數以10億計，他可能是中國最有錢的經濟學家；華生，其次還是中央候補委員、國家作協主席鐵凝的丈夫。私人產權意義上的華生和政治體系里的華生，都足以讓別人得出很多先入為主的立場性判斷。

不過，了解華生，畢竟還是要回到他的經濟學里，這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理想。雖然我在有的場合聽見華生說過“腐敗問題已經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昏話，但我在另外的場合，也聽見他說，“降低農民工及其家屬市民化的制度壁壘，可以大大提升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和整體經濟效益水平。”如此，簡單地按照個人好惡去理解華生，就是一件看上去很危險的事情。

現在我相信，華生試圖走出一條在他看來比較理性的中間道路，不左不右，或者是左右逢源。事實證明，這些年華生的諸多政策建議屢屢得到領導的首肯，并最終形成政策，說明華生的路子的確說到了上面的心坎上，比如他參與建議的價格雙軌制、國有企業責任制和股權分置改革，甚至包括《勞動合同法》的出臺，都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

但另外一個事實也不容回避：價格雙軌制在當年的確促進了市場的形成，但它留下的空洞，正是今日腐敗和不公平的源頭；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雖然模仿了農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架構，但它在現代企業制度產權明細的層面，怎么看都是一種忽略常識的回避，以至于這種拿來主義形式的“責任制”，僅僅是一個道德訴求；而股權分置的改革舉措，當年鬧出了多大的風聲，在多大程度上有可操作性，最后又對資本市場形成了多大的促進作用，至今還是一個問號。

所以，華生的學術對手在無數的場合里，都不忘記提醒眾人，檢驗一個學術理論有沒有價值，不是看其描述的場景多么美好，而是看這種學術在操作的過程里，有沒有遵守常識。實話實說，這樣的提醒當然價值連城。只是我們暫時還不知道，它是否適用于華生。

中國改革的真實歷程實際上是走中間道路

蘇：現在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看上去好像分成兩派，左右之分如此明顯。我從你的一些言論中，看到你似乎是站在一個中間位置，以一種保守的、可操作的政府可接受的邏輯在觀察問題，發表言論。

華生：說得很好啊。改革10年的時候，我們寫了一篇文章《中國改革十年：回顧、反思與前景》，分三期在《經濟研究》上發表。文章的末尾，我們寫到，1988年底中國面臨三個前景：動亂的前景、貧富懸殊的前景和騰飛的前景?，F在，我正在寫關于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文章，內容還是回顧與總結，只不過時間跨度改為了30年?；剡^頭來看，在1988年的時候，我們沒有想到中國經濟在經歷一個短暫的動蕩期后，就開始騰飛，當時所想的就是怎么避免前兩個前景，爭取實現第三個前景?，F在，人們一談到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就會不由自主地進行改革與反改革的總結，事實上，這并不真實。

中國改革的真實歷史是怎樣的？一手打頑固守舊派，一手反移植拷貝派。鄧小平的路線是這樣的，這也是中國改革30年成功的原因，放棄哪一邊都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首先我不說我喜歡什么，而是中國實際是什么，實際上中國并不是先市場化、自由化、民主化，然后再反市場化、反自由化、反民主化，在中國歷史上，鄧小平的現代化改革需要我們自己進行總結。

蘇：我們的改革走的應該是中間道路。

華生：中國改革的真實歷程實際上是走中間道路，走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就是中國，不能照搬別人。中國歷史上的改革，為什么都失敗了？而為什么鄧的改革能取得成功？這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而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學家偏向于走兩端？我覺得，主要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走兩端的人更容易引入注目，容易抓住眼球，但中國的成功不是依靠走兩端。

最近我在進行總結，發現中國一些重要的制度創新的方向確實是融入世界文明，這是它的方向和主流。但我們又不能簡單拷貝別人的東西，這樣的話，我們很可能會偏離預定的軌道。實際上，在大的方面，中國的改革符合自主創新，如家庭土地承包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創新。在過去，它所能發揮的作用被很多人低估，在大家看來，分產到戶、分田到戶，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歷來就有，它所能發揮的作用也不過如此。但現在回過頭去看，實際上家庭承包給予了農民土地的權利，而最關鍵還不在于土地權利的獲得，而是個人權利從集體經濟體制中的解放，這是一個實質。

蘇：你的意思是，要解決農民問題，恐怕還得繼續堅持中間道路。

華生：對，這其實已經是一個事實上的軌跡。在集體經濟體制下，農民大部分時間都在做無效的、低效的勞動。個人權利解放以后，家庭觀念賦予了農民權利，他們開始從邊際效益低的地方向邊際效益高的地方轉移。先從糧食轉到油料、經濟作物、飼養業，再接著發展鄉鎮企業等等。實際上，這個權利釋放以后，市場理性就會去引導它。

因此，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中，最大的就是這個。因為它引起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最開始解決了餓肚子的問題，后來促進了鄉鎮企業的誕生與發展，這是我們完全沒有想到的。更沒有想到的，是日后會有億萬農民工的出現。這就是意義深刻的制度變革所蘊含的延伸效應。

農民被剝奪了成為市民的權利

蘇：看來，中間道路也可以引發更深刻的變化，比如農民的權利或者說農民權利的釋放、農民權益的回歸。如果用一種前瞻性的眼光來看的話，今天中國的農民在權利方面還有哪些沒有得到回歸？

華生：這是大家忽略的問題。實際上，人都具有內在的自由利益導向，現在人們談論最多的農民問題、城市化問題、土地流轉問題，其實質的內在利益導向都是成交的土地。而呼吁允許農民賣宅基地，將土地資本化，讓他們實現財產增值，所有這些漂亮口號的背后，有著一個簡單的共同利益導向，即城鄉土地的價值。

實際上，對大部分中國農民來說，他所擁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不能說一文不值，但也是所值無幾。因此，農民被剝奪的最大權利就是他們成為市民的權利。這是我們在制度上對農民的公然歧視。

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內需不足，可為什么內需會不足？兩億農民進城，他們作為廉價勞動力，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巨大供給，但卻不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無法創造出相對應的需求來平衡這個供給。

蘇：在城市中，農民被邊緣化，他們只是一個過客。

華生：所以現在人們討論的刺激內需，其實忽略了核心問題，那就是農民消費能力的提高。這是權力對農民問題的公然忽略。包括我們現在所說的貧富差距拉大，而實際上中國貧富差距加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城鄉差距的擴大。因為城市之間、農村之間的貧富差距只有0.3左右，所以這個貧富差距的拉大實際上就是二元體制格局的產物。因此，農民應該擁有的最大權利，前30年靠土地承包釋放出來，后30年則依靠農民的市民化。

戶口的背后，是城市人和農民的利益沖突

蘇：是不是可以考慮，可能是利益方面的沖突，導致我們繼續在錯誤的道路上行走？

華生：對，農民工的市民化過程，潛在威脅著城里人的利益。所以你的問題有道理。在我們的二元經濟結構中，一部分人的大房子、大樓、大廣場都是由另一部分人的低收入來維持。如果通過市民化，農民成功轉變為城里人，那原來城里人的大房子、大樓、大廣場還會存在嗎？也許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實際上他所處的位置會無意識地引導他的反應。

這對政府來說都是一樣，因為農民市民化將會促使利益分布的改變，這不是鬧著玩的事情。首先，它有多大的動力來改變？其次，會得罪多少人？而這里得罪的都是社會的強勢集團。

我想說的是，中間道路同樣可以抵達個人權利，過去農民的這種權利被撕裂了。將一個農民轉為城市市民，在不同的城市，其成本不等。但我們當然應該在餡餅不斷做大的過程中逐步完成這件事。在目前的情況看，只有中間道路，才可能把餡餅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