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家班4人記

1993年春天，沒能通過中央戲劇學院初試的上海高三學生顧崢有點沮喪。他想,在剩下的幾個月時間里再努力一把，估計還能考上個普通大學。

他決定在離開北京之前給父母打個電話。父母在電話里說，既然還報了北京電影學院，再等幾天考一考再說。顧崢于是去考北京電影學院。

當年去考中戲的還有個叫王宏偉的河南青年。他原本是安陽糧食局的會計，國家干部，鐵飯碗。受他搞美術的哥哥影響，王宏偉覺得不能就這樣在糧食局待著。他決定考大學，一邊工作一邊準備考試。

王宏偉同樣沒通過中戲的考試。他來到北京電影學院繼續考，人群中發現了在中戲遇到過的一個考生。這個考生來自山西汾陽，叫賈樟柯。

1993年9月開學的時候，顧崢、王宏偉、賈樟柯成為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的大一新生。那一級文學系總共12個人，七女五男，號稱“七俠五義”。

5個男生里，顧崢是1975年的，賈樟柯是1970年的，王宏偉和另一個舍友是1969年的，還有一個“老大哥”是1965年的。“我有個感覺，他們來電影學院是來改變命運的。賈樟柯是學畫畫的，王宏偉是糧食局會計，還有一個銀行的職員，一個工廠的倉庫管理員。我那個時候還是少年，對未來沒有太多想法。”顧崢說。

王宏偉睡在顧崢的上鋪，熱愛打麻將，顧崢就是跟著他學會了打麻將。另一個宿舍的賈樟柯偶爾也來湊湊熱鬧。

“咱們要弄點實在的”

電影學院有一些觀摩課，周二放國外電影，周三放國產電影。“看國產電影的時候，大家是抱著起哄的心態去的，覺得那種電影和我們的生活沒關系。”顧崢說。

某個周三，照例是兩部國產電影，放到第二場，人基本上走光了。

那晚，賈樟柯、王宏偉和顧崢3個人坐在宿舍樓的防火樓梯里就著幾瓶啤酒聊了一夜。賈樟柯抽了很多煙，用山西口音說，“咱們要弄點實在的，得拍些東西。”顧崢說了些拍片的困難。他覺得，對他們這些窮學生來說，想拍電影像個笑話。王宏偉摔了個酒瓶，說，“不管，就是要拍。”

沒過多久，這3個人成立了“北京電影學院青年實驗電影小組”。

一天，賈樟柯從一家山東廣告公司接到一個拍廣告素材的活，對方付了1000元定金。這1000元可以租兩天攝像機，大家決定一天拍客戶的，一天拍自己的。終于有事干了！賈樟柯當導演，顧崢當副導演，王宏偉當制片，在北京街頭折騰了一天，拍出一部短片，叫《有一天，在北京》。

這部粗糙的片子沒鬧出什么動靜。

過了些時日，賈樟柯從他的老同學那里又弄到一筆錢。這次，他們決定拍農民工回家的故事，王宏偉扮演男主角王小山，片名叫《小山回家》。

《小山回家》拍出來以后在電影學院的宿舍里放過。多數人一聲不吭，不知該如何評論。顧崢說，“當時只有和賈樟柯住一個宿舍的王超說拍得好。”

賈樟柯決定把片子拿到校外放一放。在北大，《小山回家》引起了熱烈的議論，說好的、說不好的都不少。

1996年，大三了。“實驗小組”決定拍一部叫《嘟嘟》的短片，說的是大學生畢業前的那段光景。經費少得可憐。只剩100多塊錢的時候，擔當制片人的王宏偉某天早上消失了，直到午飯時間才又現身。100塊錢生了不少“利息”，那是王宏偉在麻將桌上苦戰一個上午的結果。

就在那年5月，香港《電影雙周刊》的記者建議他們去香港參賽?！缎∩交丶摇繁凰偷搅讼愀?。12月，《小山回家》在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中獲劇情組大獎。

不知道電影節是什么

去香港領獎時，賈樟柯認識了剛工作不久的香港攝影師余力為——他的紀錄片《美麗的魂魄》也獲了獎。

余力為生于1966年，25歲那年出國留學，1994年從比利時INSAS學院畢業，學的是攝影。之前他在香港一家廣告公司工作。當時，香港電影正處于低谷中，余力為沒什么工作可干，只能在一些片子——比如在王晶的一些三級片——中做做攝影助理。

“整個90年代香港好多片子是10天就拍完的低成本類型片，像三級片、鬼片、恐怖片。整個工業滑落太快，就只能把成本降低，那是很黑暗的時期。”余力為說。

在等待中他獲得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輔導金，到北京拍了《美麗的魂魄》。這部紀錄片是說北京流浪藝人的，他想借此了解當代中國的情況。

他一直對大陸很感興趣。他父母曾在1960年代來大陸求學，“文革”前回到香港。小時候他能在家中看到《人民畫報》。“里面的圖片色彩飽和，跟我在香港看到的東西很不一樣。這讓我對大陸有種好奇。”

他和賈樟柯很快開始了合作，拍攝第一部故事長片——《小武》。賈樟柯又找到了顧崢和王宏偉，說要拍一部真正的電影。這次他們有20萬的投資。

這時離畢業還有4個月，他們想著把這部作品作為畢業紀念。

拍《小武》的艱難，余力為至今印象深刻，但他又覺得非常享受——條件差的情況下保證質量是很可貴的。“我經常對學生說，不能說拿個小機器、拿個DV就可以隨便拍。沒錢就草草了事？用1塊錢拍出10塊錢的東西那才了不起。”

面對著黃土地上的汾陽，他試圖從他對大陸1970年代的記憶里找到拍攝的感覺。“1972年我跟父母到過廣州，那里的燈光給人的感覺是黃綠黃綠的。”于是，汾陽也變得黃綠黃綠的。

1998年，《小武》獲得了參加柏林電影節的機會。

“很多人說賈樟柯是為電影節拍片，其實他當時根本不知道電影節是什么。”顧崢回憶。在柏林沒人認識這個陌生的導演。他們幾個人印了一些邀請函，到各個酒店去發。賈樟柯那些天有些焦慮，擔心評委們選中另一部送到柏林的中國獨立電影。“那是部拍同性戀的片子，他懷疑外國人是不是會對這樣的題材更感興趣。”

余力為和賈樟柯住一個房間。“當時對所有東西都很陌生，亂打亂撞。遇到出價很低的片商，我們已經認為是好事情了。當時我們連銷售代理這個概念都沒有。”

最終，《小武》反響不錯，在電影節的“青年論壇”得了獎。

“《小武》獲獎我沒什么想法，只是覺得在這個行業有了一個作品。高興是高興，但不至于驚喜，可能跟自己的年齡有關系。”王宏偉說。

顧崢很高興，向賈樟柯要了5盤相質很好的錄像帶，都是從母版上拷下來的。結果，這5盤錄像帶一年多也沒人借去看過。后來賈樟柯引起關注，那5盤錄像帶不知道被誰借走了，再沒有還回來。

“當時看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來大家都說好。”那會兒顧崢已經失去判斷力了，他跟賈樟柯一塊剪片子，至少看了十幾遍，人都麻木了。

柏林獲獎后，賈樟柯在《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文章《業余電影的時代即將到來》，引起很大關注。“當時拍電影對圈外人來說還很神秘，但DV不太花錢，很多人都可以拍。后來證明，賈樟柯的判斷是對的，很多獨立電影是用DV拍的。成功的人是能看到未來的人。”顧崢說。

拍到外部條件沒法支撐

《小武》是一個重要轉折點。獲獎之后，賈樟柯很快找到了第二筆錢。

其實剛上大學時賈樟柯就向顧崢提過《站臺》的故事構想，說這是他最想拍的片子。顧崢記住了這件事。準備考研時，他發現英文platform還有“黨章”的意思，就告訴了賈樟柯。賈樟柯為這個詞的復義感到高興。

《站臺》的籌備遇到很多曲折，等到有了些樂觀的消息，賈樟柯開始去挑演員。

1999年，從北京舞蹈學院畢業后回到太原師范學院當舞蹈老師的趙濤，遇到了來學校挑選演員的賈樟柯。趙濤見怪不怪，她在舞蹈學院經常碰見這樣的事。“經常有人跑來，說我是什么什么導演，想請你當演員，然后我們笑一笑，他們拍一些照片就走了。”

賈樟柯原本要從趙濤的學生里選演員，結果卻發現了趙濤。

“我覺得挺好啊，就是做一件事嘛，也沒覺得很興奮。”趙濤當時沒把這件事特別放在心上。直到就要進劇組了，她才告訴父母有人請她去拍戲。

《站臺》拍完之后，趙濤沒怎么看。幾年過去，回頭仔細去看這部片子的時候，她從頭哭到尾。“這時候我才理解了當中的那種情感，才明白那首歌代表了什么?！墩九_》是那么好的一部電影。”

顧崢覺得《站臺》寄托了賈樟柯的許多個人情感。“《站臺》里有場戲很怪。有一個溫州發廊，南方的溫州人來了后，也不理發，每天就去那個地方待著，因為只有在那兒才能聽到鄧麗君的歌。那場戲拍了五六遍，換了四五個地方，他都不滿意。”顧崢覺得，對那個環境賈樟柯有特別深的記憶，所以他每次拍都覺得和小時候的感覺不一樣。

直到最后，賈樟柯還是沒找到他的那種感覺。

有一次顧崢要去外地，穿越呂梁山區，經過一個縣城。那時已經是2000年了，那里所有人穿的都是80年代的衣服。“這讓我看到了另一個中國。賈樟柯說北京和上海是中國的盆景，不是真實的中國。到了那個縣城，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

做副導演最怕臨時變動，而賈樟柯的特點是追求完美。一次到一個煤礦去拍戲，賈樟柯覺得人太少了，大冬天，零下十幾度，對顧崢說，去給我找30個農民來。“那里方圓50公里內都沒什么活物，我當時都快瘋掉了。有的導演會想折衷辦法，折衷辦法往往不是好辦法。他對自己狠，非得拍到外部的條件沒法支撐才收手。”

拍了《站臺》后，趙濤開始大量看電影。小時候她認為除了家人，世上的其他人跟她沒什么關系。電影改變了她，她開始關心人。以前她冷漠而不擅于表達，跟陌生人相處會有緊張感。一次記者問她是做什么的，她說了句“我是演員”后就再也不說話了。“現在想想很奇怪。”趙濤笑著說。

誰還會關心好人？

賈樟柯的鏡頭開始移到大城市。

拍《世界》時，趙濤回到了她曾去跳過舞的世界公園。她在那里生活過一年多，那是一段美好的記憶。重返此地，讓她感到奇怪的是，那里的一切幾乎都沒變，“賣票的阿姨都還是原來那幾個”。沒有變化是可怕的，就好像一年到頭跳同一支舞。

學舞蹈的日子給趙濤留下了許多不愉快的記憶。小時候她經常被老師拿教鞭抽，一抽就是兩指寬的血痕。舞蹈學院畢業后，當趙濤也成為老師，她看到學校里那些更老的老師，仿佛現實就站在自己面前——那是二三十年后自己的樣子。

“大學生活非常安逸穩定，把人磨礪得像個圓球。沒有任何想法沒有任何想象力，就是按部就班工作回家，把人的斗志完全磨掉。整天在勾心斗角的環境中，今天這個要評職稱，明天那個要評職稱。”

她說在電影里她找到了自己的表達方式。那種感覺就像河流一樣，慢慢地流淌慢慢地訴說。

“坐在威尼斯的電影院里看這部片子的時候，我第一次沒有看自己。以前看電影，我會注意我出來時是什么樣子，會關心一些細節。那次我不覺得是表演，那完全就是生活。要你演一個千百萬人中找不出的角色其實挺難的。”

《三峽好人》為賈樟柯贏得了金獅獎。趙濤說，在歐洲看到人們排隊買《三峽好人》門票的時候，她的眼睛濕潤了。

騎著金獅回來的《三峽好人》在中國的電影院里被《滿城盡帶黃金甲》擠了下來。賈樟柯當時說了一句話：在這樣崇拜黃金的時代，誰還會關心好人？

對于《三峽好人》在電影市場的遭遇，余力為認為：“歸根結底，我們的電影工業還不成熟，很多方面有壟斷性在里頭，對整個工業不是個太好的事情。不能一年只靠三四個大片支撐票房！”

顧崢說，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各有各的生存方式，賈樟柯這種風格的電影，票房上很不理想。“沒票房不代表沒價值，他的電影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時代。”但他也覺得獨立電影不能一成不變，“大家總有一天會把原來認為成功的片子全看煩的。為什么昆汀·塔倫蒂諾這么成功？他有新的東西。不要因為某個片子得了獎而去拍個一模一樣的。獨立電影本來就鼓勵創新，拍獨立電影都不創新就奇怪了。”

王宏偉非常同意編劇蘆葦說的一點：我們對類型片的研究太不夠了。“類型片符合電影的規律，應該鼓勵各種類型片。”

10年之后

余力為最近有點感冒，但還惦記著他導演的《蕩寇》的后期改動。這些年他既做攝影也做導演，做攝影更多些。和不同導演合作讓他很享受：許鞍華、賈樟柯、王家衛……他能從中感受到不同的趣味。

趙濤拍《三峽好人》前完全離開了學校。有5年的時間，她是邊當老師邊拍戲。“我其實一直想平衡兩者的關系，但一直沒有平衡好，請假都請了兩年半，怎么能教好他們呢。我拍完戲后經常給他們補課，天天補課還是彌補不了。在太原和北京來回地跑，自己和學生都很累。演員沒做好，做老師也沒盡到責任。”

王宏偉現在做演員的同時還做自己的紀錄片，拍收割者的勞作：每年固定路線、固定的人，從河南往北走，一邊走一邊收割。他已經拍了4年。“慢慢做，算紀錄中國社會進程很小的一個部分，表現中國農業的變化和中國人生存狀態的變化。”

他現在很少打麻將了，大家都很忙，一年也打不了一兩次。

去年賈樟柯在威尼斯電影節參映的一部短片叫《河上的愛情》，講的是大學同學畢業10年之后的聚會。到前年，北京電影學院93級文學系的同學差不多畢業10年，距離《小武》的拍攝也是10年。“也算是個紀念吧。”

王宏偉回家鄉的時候聯系過糧食局的老同事，他們過得很不好，許多人下崗了。

2001年，顧崢考上了博士。畢業之后，他在自己當初沒能考上的中央戲劇學院當老師，教學生如何做編導。從那之后他開始遠離劇組。

“我也寫寫劇本，有的導演說你要不要去現場看看，我絕對不去。劇組亂哄哄的，煩死了。我覺得做老師挺好，看看書寫寫東西更合適我。不過當初和賈樟柯他們在一起的經歷教給了我很多的東西，我一輩子都感激他。”

顧崢講課時會提到賈樟柯，學生很愛聽，他們想從這樣的傳奇里得到一些激勵。但他講得不多。“這條道路他走了，別人就不要再走了。模仿另一個人絕對不可能再獲得真正的成功。”

“有些人丟硬幣總能丟中正面。我有時候想賈樟柯為什么每次都能丟中。在面對每一次抉擇時他判斷得非常好。”顧崢說，“某些情況，有的人也許妥協了，賈樟柯不妥協，他覺得自己可以堅持下去，結果證明他是對的。”

最近一次見到賈樟柯，是去他辦公室看《二十四城記》。他覺得這些年賈樟柯的休息時間越來越少了。“每次看到他都是挺疲倦的樣子，我總提醒他注意身體。”

現在他的學生有90后的了。“1990年出生的人現在正好18歲。”顧崢算了算，和他當初進電影學院是同樣的年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