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香成：以他者眼光看中國
如果你把他在中國的成功與海外記者身份聯系起來，他也會生氣，“你看看我拍的那些照片，有哪些是需要特殊身份才能拍的？都是最普通日常的生活細節?！?/blockquote>
從最開始的時候，我的朋友們就說，你要多找幾個人幫你甄選照片。但這個工作其實沒有人能夠分擔，它需要的不是別的，就是我的一對眼睛傳奇新聞攝影記者劉香成不拿相機很久了。
自1976年到1994年，劉香成做了18年的職業記者。1978年底，27歲的他作為《時代》周刊首任駐京攝影師來到了中國，5年后發表攝影集《China after Mao》（《毛之后的中國》）。許多中國攝影師通過這本1983年首版、只有96張照片的薄冊子，學習到了如何利用日常點滴呈現政經巨變。
其后，他加盟美聯社，先后駐北京、洛杉磯、新德里、漢城和莫斯科。1992年，他捕捉到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的歷史瞬間，全球獨他一人。
1995年后，這位華人世界最知名的攝影師退出新聞一線，出入上流社會，往來于富豪名流之間。在泰國M-Group支持下，創辦M圖片社，主辦《中》雜志；擔任時代華納駐京首席代表，促成財富論壇（1999年）在上海的召開；之后他加入澳大利亞人魯伯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出任中國區高級副總裁，幫助星空衛視落地大陸……
就在人們幾乎淡忘他與影像曾經的深度關聯時，他拿出一個讓世界驚愕的作品。2008年7月由他主編的攝影集《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國，一個國家的肖像》）由德國TASCHEN出版社以英、法、德、日等6種語言全球發行。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稱，“在此之前，中國的出口清單中，攝影從未成為重要部分。這使劉香成的成就令人驚嘆。他花4年時間在中國搜集了88位攝影師的作品，用一種全新的、有力的口吻重新講述了中國故事。”
1980年，云南景洪，三個戴著墨鏡的時髦的年輕人
劉香成 圖/姜曉明
那怎么不是我了解的中國呢
《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以10年為一個單元，將新中國近60年歷史分成6個大段落。
10年一個變化，他自己的人生恰好也是這樣變奏的。
1951年10月6日，劉香成出生在香港，父親劉季伯是《大公報》國際新聞編輯，也是1960年代香港仍活躍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員。劉香成排行老六，是家中最小的一個。3歲時，母親抱著他回到了福州老家。
劉季伯最初希望小兒子能夠跳出香港這個小漁村，回到廣闊天地，沐浴新中國的陽光，茁壯成長。但內地局面日漸混亂，1961年他改變主意，讓10歲的劉香成回到了香港。
20歲時劉香成決定去美國上大學，他表示自己希望學習新聞，父親的一位老友建議他先學習一個專業再當記者，因為“新聞是實踐”。1971年秋天，劉香成進入紐約Hunter College，專業是國際關系。“中國人在美國念書一般都是念理工科，很少念文科，那個年代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
同學中鮮有中國人，劉香成被迫“打入”美國同學的生活圈。他天生有在異鄉愜意生活的能力，這種能力源于好奇。“有的人到什么地方都局限在中國人的圈子里，也不是不好，但既然去了這么遠，為什么不好好了解一下那里的生活呢？”
懷抱著了解和參與美國社會的熱情，專業之外，他還選擇了攝影等感興趣的科目，每天東跑西顛，沒事就在紐約街頭隨意抓拍。
他有許多外國朋友，“多數比我大，我總是小弟弟”。這些亦師亦友的老大哥，有不少人聲名顯赫。他們的舉薦和幫助讓劉香成輕松獲得旁人無法企及的機會。
他給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攝影師Gjon Mili當過9個月實習生，那時Gjon Mili已經72歲了，“整整9個月里，他從沒有談過技術問題”，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會指著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各種新聞圖片告訴他，“這張好，那張不好。”為什么？因為“解讀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多年之后，當他本人成為許多年輕攝影師心目中的導師時，他把成功之道總結為一句話，“思想決定了你怎么拍！”
畢業時，老師把他推薦給時代集團的總裁。為《時代》周刊供稿的同時，他也給美聯社供圖。
1976年毛澤東去世，在珠江邊，他拍下了晨練的老人戴著黑紗打太極拳的照片，“新時代已經到來了，我想要報道毛澤東以后的中國。”
他用鏡頭記錄下了中國此后幾乎所有的巨變，卻謹慎地說，“我對中國有一些了解。”
中國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后，他受邀成為奧組委的顧問之一。張藝謀領命要在開閉幕式上完成“說明中國”的任務，劉香成萌生了用圖片介紹中國的沖動。“我希望以人們身體語言、衣服、樣貌、精神狀態的變化，顯現新中國60年來的成長和發展。西方那些搞圖片的人，對我們的社會和文化沒有一點感性的認識。他們編的書也用了我拍的一些圖片，但那些書展現的不是我所認識的中國。”
“國內編的書也很多，但出于種種原因，還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去看世界，或者覺得圖片就是山水畫的延伸；對攝影語言能做的事情，他們的理解、認識以及對方向的把握，都有局限。從他們編的書里，我也看不到一個我所認識的中國。”
2004年起，他開始搜集、整理圖片，希望用影像真實直觀地說明中國。
哪些照片需要特殊身份才能拍？
Tiziano Terzani曾任《明鏡》周刊駐京記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和劉香成同為活躍在北京的國外媒體記者。評論劉香成時他說，“對劉來說，中國不僅是個值得發現的真相，而且關乎尚待闡明的愛。”
劉香成本人卻抗拒這種溫情表述，他非常介意人們拿他的華人身份說事。年輕的時候，他在中國取得了成功，人們說他“既有局內人的體驗，又有局外人的敏感”，他主動要求調離中國，去印度、韓國、前蘇聯，“我證明了我在哪里都能做好工作，不僅是在中國。”
如果你把他在中國的成功與海外記者身份聯系起來，他也會生氣，“你看看我拍的那些照片，有哪些是需要特殊身份才能拍的？都是最普通日常的生活細節。”
“當年我剛到北京時，新華社、《中國日報》的人都和我說，做事情要打擦邊球，好像不打擦邊球就沒事可干了。他們總是說‘我們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其實很多事情是你不想做或怕做。人們常說，在中國的媒體里，‘大做大錯，小做小錯，不做不錯’。這也許是很深刻的智慧，但我認為：要想活下來，活得好一點，做總比不做好。”
他說自己從沒有什么身份焦慮感，“我焦慮，只是因為我想做的事情還沒有做成。認識一個人，不能糾纏于他是什么身份，要把他所做的事情串聯起來，認識他。”
他說自己根本的身份是職業新聞人、努力呈現世界真相的人。“我一直都希望把攝影帶到新聞語言的主流地位，而不是說攝影只是文字的輔助。攝影是表達事情的一個平臺，你去辦報紙、刊物也是制造一個平臺。在好的平臺上不同的人都能理性地討論問題，冷靜地思考問題。”
《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同樣是一個認識世界的平臺。在這里他對中國的觀察冷靜、真實、客觀。泛濫的“中國情感”、刻意的遮蔽或揭露都不是他想要的。
以他在業界的盛名，自然有許多攝影師主動把作品送到他手中，但更多真正想要的東西，需要他放下身段親自登門。為了說服那些手中有特殊時期珍貴底片的老攝影師，他甚至多次登門。
從2004年開始，一直到2008年該書臨近出版，劉香成親自承擔了幾乎所有編輯工作，“最開始的時候，我的朋友們就說，你要多找幾個人幫你甄選照片。但這個工作其實沒有人能夠分擔，它需要的不是別的，就是我的一對眼睛。”
“我用兩個準則去看。一是從畫面和攝影的角度，是不是一個好的作品。但好的作品有很多，第二點就是是否有助于我陳述60年的中國。我盡量通過日常生活來表現60年的進展。”
“我常說，我去蘇聯、印度、美國都能增加對中國的了解。我每次去不是兩三個星期，而是四五年。經過那么多個春夏秋冬，接觸不同的文化與細節，再和中國去比較，你會看出一輩子住在這里的人永遠看不到的事情。”
克格勃警告他絕對不許拍照
這本書在西方世界影響巨大，2008年歲末，劉香成在北京今日美術館舉辦同名影展，累計觀展人數破了該美術館開館以來的紀錄。久別新聞一線的劉香成延續了過往的神奇，創下自己職業生涯的又一高峰。
“我們恐怕也是最后一代去過那么多地方、經歷過那么多大事件的記者了。”這個喟嘆絕非夜郎自大。30年前，一入行，競爭對手便給他起了“murf”（多彈頭導彈）這個綽號，以此向這個突破能力超強的新人致敬。
當初美聯社有多位強手競爭首任駐京記者的機會，誰也沒有想到，總社社長拍板，把這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送到了中國。
這個小伙子不負眾望，很快融入北京。在他30歲生日時，侯寶林送來自己的字，黃永玉他們教他怎么吃大閘蟹，怎么欣賞俄羅斯歌曲。“新鳳霞給我畫了一幅壽桃，吳祖光先生主動在旁邊題了字給我，并且問我，‘你想認識白樺嗎？’我說，‘想??！’就直接跑到他家里去拍他，搞七搞八的，他也都同意了。”
離開了中國，他同樣神奇。無論是在洛杉磯、新德里還是現在已經更名為首爾的漢城，他總是那個能夠在適當時機出現在適當地點的神奇小子。
1990年，他被美聯社派駐莫斯科。因為他在印度工作時，曾與塔斯社一位高級攝影記者有過誤會，調他去之前，美聯社莫斯科分社的頭兒甚是忐忑，但又阻擋不了大老板的決定。
“他就做了一個調查。印度、洛杉磯、北京、漢城，所有我工作過的分社的社長，他一個個去打電話，問他們覺得劉香成這人怎么樣。他們就說，Michael，你在蘇聯做事很不容易，如果你想把事情辦成，建議你還是把劉香成弄到你那兒去。”
1991年12月25日晚，“能把事情辦成”的劉香成跟著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董事長湯姆·約翰遜混入克里姆林宮，通過關卡時克格勃警告他們絕對不許拍照。
此時此刻，戈爾巴喬夫正在發表震驚世界的講話。
講話稿一共4頁，戈爾巴喬夫已經讀到最后一頁：“我將終止我擔任蘇聯總統這一職位所履行的一切行為……”讀完后，他沒有把講稿平穩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那樣的時刻不拍怎么可以，得罪人就得罪人吧！”他果斷摁下了快門。幾乎同時，“砰”，克格勃的一記重拳也砸在了劉香成的后背。“我真沒想到會打我，但是沒關系，我拍下了我想要的——連塔斯社都沒有的鏡頭。”
第二天，全世界大報的頭版頭條，用的都是劉香成的照片——“戈爾巴喬夫扔稿子”，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一個時代就此終結。
當年，劉香成和他在莫斯科的同事們，一同獲得了普利策現場新聞圖片報道獎，另一部攝影集《蘇聯，一個帝國的崩潰》也在這一年出版。“我就和所有同事說，我沒有讓你們失望吧。”
拍領導人握手一定要在中間
人物周刊：為什么你總能出現在你想出現的地方，除了幸運，還有什么？
劉香成：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哪陣風吹到我這里的，不過做記者很多東西道理都是相通的。當你和別人說話，別人覺得你知識面太窄或不會說話，人家就會想盡快結束會談。照相是一樣的，你看的書，你交的朋友，從朋友那里學到的東西，是綜合的。
當初我要拍陳凱歌，他到我家里來，我讓他把鞋脫了、襪子脫了、躺在地上——讓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后來我才曉得那個人是很難搞的，我當時不知道，我就讓他趴在那兒。
人物周刊：有沒有你也搞不定的人？
劉香成：有，很多人很難搞的，但你要堅持一下。我在洛杉磯拍英格麗·褒曼，一般文字記者采訪完就給攝影記者5分鐘時間拍圖片。我把她帶到酒店的后花園照相，過了幾天她就給文字記者打電話，說你帶來的攝影記者讓我很放松。
當年《上海公報》發表10周年，尼克松從上海乘坐專列去杭州西湖。外交部讓我們這些境外記者隨行。在西湖，我問尼克松可不可以單獨給他照相，他說好啊。我們在西湖走了一大圈，我讓他停他就停。水門事件之后他對記者是很反感的，但不曉得為什么，他能夠信任我。
從杭州回上海的專列上還有個故事。當時李肇星是外交部新聞司管美國記者的處長，對我很好。尼克松在前面有節車廂，李肇星突然跑過來問我相機在哪里，他說尼克松要過來了，拿著一條毛巾、一個水桶和青島啤酒給我們送啤酒來了。我抓住了那個鏡頭，那張也成了經典。
李肇星后來當了外長，當外長之前是美國大使，我們也有來有往，不能說是朋友，但他的書，他的詩詞也都會給我送。我覺得，做記者很多準備是在工作之外的，讓人家喜歡聽你講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物周刊：除了做好準備，讓自己成為一個有親和力，談話有內容的人，你還有什么訣竅？
劉香成：我比較好奇。認識一個人，我就要學他，他懂的知識我都問一下。人家覺得你對他感興趣，他自然也對你感興趣。
人物周刊：你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要多交朋友，特別是有能力的朋友，關鍵時刻可以把你帶到別人進不去的地方。
劉香成：是啊。當年一起駐京的，除了我代表美聯社，還有路透社的攝影記者和UPI的攝影記者。只有我和新華社中央組的人很熟，他們當我小弟弟，他們都是50多歲的，專門拍領導人。拍領導人握手一定要在中間。他們往往一個小時前就在人民大會堂排隊，遲到的話很難擠到中間位置。每次我晚去了，他們總是說，小劉你來你來，把中間位置留給我。其實我和他們沒什么交情，只是見見面說幾句，他們就覺得這個人還可以。
人物周刊：你什么時候決定定居北京的？
劉香成：我1994年從俄羅斯到香港，1995年回到北京。一回來，就讓朋友幫我找一個四合院。我對北京有感情，我的事業是在這里開始的。剛進來的時候這個院子破破爛爛，但位置很好，旁邊就是北海景山，我30秒就決定買下來。除了兩棵100多年的石榴樹，全都是推倒重建的。1996年建好，1997年就搬回來了。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些有挑戰性的事情？比如現在仍在忙碌，做的工作都是不斷在刷新自己的能力范疇的，其實你已經可以很逍遙地生活了。
劉香成：可能是吧。做新聞就應該越做越大，多去一些困難的地方。當年我離開印度去韓國的時候，印度那邊一個同事對我說，他本來很看不過去我對手下要求那么嚴格，讓他們做那么多事情。但是后來看到我對自己更苛刻，就閉口不言了。
去年我在普吉島蓋了一個別墅，冷的時候就去那邊休假。但我覺得做事情是一種樂趣，我今年57歲，覺得自己還是有精力繼續做一些事情。我的個性是，小的事情我會急，但大的事情我很有耐心。
人物周刊：你現在還拍東西么？
劉香成：拍，但沒有很強的目的性，前一段時間蔡國強來，他讓我拍我就給他拍。
人物周刊：你沒有帶著相機隨走隨拍的習慣，為什么呢？
劉香成：拿起相機就要進入工作狀態，所以我旅行從來不帶相機。年輕時當駐外記者相機隨身帶著，那時生活和工作其實是一回事，現在不需要這樣做了?，F在我不帶相機，但仍然隨時都在觀察。如果要拍一個人，拿起相機時我已經有想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