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他總是在危機到來時被想起

（視覺中國/圖）

一位非悲劇的“古希臘英雄”

1946年4月21日，復活節。這天上午，在英國西南海岸的提爾頓農舍，62歲的經濟學大師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從1943到1944年，他被“布雷頓森林協定”談判折磨得疲憊、虛弱。從華盛頓回來，他的健康持續惡化。去世前一天，凱恩斯和妻子、母親一起坐車去了海濱?；貋淼穆飞?，他覺得身體還不錯，決定和莉迪亞步行一段。他向她描述他剛買到的一本詩集，然后總結說，“所有這一切都只有一個意思：不用擔心，神圣的公正總是存在的?！?/p>

1946年5月2日，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為凱恩斯舉行了追悼會，時任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主持儀式。追悼會上有英國政府內閣的大多數資深成員、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會成員、凱恩斯在財政部的老同事、美國駐英大使，當然還有他的生前密友——“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的幸存者。

在大西洋對岸，美國人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也為凱恩斯舉辦了盛大的追悼儀式。

凱恩斯的老對手、經濟學家哈耶克給莉迪亞寫來一份真摯的悼念信，說凱恩斯是“我認識的一位真正的偉人，令我無限仰慕。這個世界沒有他，將變得更糟糕”。

《凱恩斯傳》作者、經濟學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用古希臘神話對他的一生做了詩意的總結：凱恩斯不是悲劇型的，他是一個成功的英雄。

“他聽到了海妖的優美歌聲，但又做了防止觸礁的準備，堅守他的才華和世界給他指定的大方向。他十分精明地追求所有的美好事物，既有生活，又有工作。他奇跡般地差一點達到了這個目的?！?/p>

私人生活：反叛與主流

1883年6月5日，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生在英國劍橋大學的一個學者家庭。

他的生日和《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是同一天，中間隔了整整160年。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創立者，被譽為“微觀經濟學之父”，他最廣為人知的是把自由市場比喻為“看不見的手”；比他晚生的凱恩斯則被后世稱為“宏觀經濟學之父”。二人一前一后，共同構建起科學、完整的現代經濟學體系。

凱恩斯的父親內維爾是一位經濟學者，師從新古典經濟學權威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馬歇爾曾對他寄予厚望，但內維爾缺乏雄心壯志，安于大學行政管理職務。凱恩斯的母親佛羅倫斯是當時少有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熱心公共事務，擔任過劍橋市市長。

凱恩斯很小就顯露出超群的智力，他的父母為之驕傲并全力培養他。他拿到國王獎學金進入伊頓公學，后來進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攻讀本科。他很快就被父親的導師馬歇爾相中，后者勸說他放棄數學，朝著成為專業經濟學家的方向努力。

1906到1908年在印度事務部做了兩年公務員后，凱恩斯在馬歇爾、經濟學家庇古的幫助和推薦下，回劍橋教授貨幣學。

從少年至壯年，凱恩斯有過令人眼花繚亂的戀愛生活，其中他最重要的愛人是視覺藝術家、美男子鄧肯·格蘭特。鄧肯代表了凱恩斯鐘情的類型——天然的、自發的藝術家，有完整的內心世界，卻需要外部保護。凱恩斯生命中的另一位重要愛人、后來成為他妻子的俄國芭蕾舞演員莉迪亞·盧波科娃也是這一類型。

在劍橋和倫敦，凱恩斯結識了一批終生密友。他們都認同劍橋的道德哲學家G·E·摩爾的思想，因聚居在倫敦的布魯姆斯伯里街區而被冠名為“布魯姆斯伯里團體”。

“布魯姆斯伯里團體”在20世紀英國文化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成員里有諸多知名人物，包括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她的丈夫，她的妹妹、畫家凡妮莎·貝爾，作家E·M·福斯特、李頓·斯特雷奇，以及和凱恩斯有著漫長情感糾葛的鄧肯等等。

這是一群具有反叛精神的波西米亞式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他們拋棄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風俗和道德觀，以摩爾的“至善”作為行動和人生準則。成員之間以色彩斑斕的開放式關系著稱。

凱恩斯是這個小圈子里的非典型：唯一的經濟學家，被主流社會褒獎的成功人士，在英國權力要害部門擔任要職。但他一直為朋友們慷慨地提供經濟資助，后來還為他們理財，支持著他們的藝術、文學和出版事業。

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的朋友圈，對凱恩斯一生的思想和行動影響至深。對他來說，關于生活目的的哲學，優先于關于生活手段的哲學，而后者就是經濟學。

《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視覺中國/圖）

巴黎和會，貧困化，戰爭預言家

凱恩斯一直對公共政策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從來不是那種純書齋的理論學者。

1906年，凱恩斯從劍橋本科畢業時，在英國印度事務部做過兩年低階文官。劍橋經濟學家奧斯汀·羅濱遜曾說，凱恩斯在那里學會了“從一個行政長官的角度來看經濟學上的問題”。他還掌握了跟社會上層人物打交道的能力，包括如何“精心設計談話、以給40歲的中年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劍橋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完成對印度貨幣體系的論著，讓他獲得了進入“皇家印度貨幣和金融委員會”的資格。這些資歷、名氣和人脈又讓他成為英國政府的專家顧問。

1914年，“一戰”爆發后，他被征召到英國財政部幫忙。1918年11月，長達四年的“一戰”結束。次年1月，凱恩斯作為英國財政部的首席代表參加巴黎和會。在和談前，凱恩斯就開始負責為英國政府制定德國賠款問題的方針和立場。

早在兩年前，他與人合寫過歷史上收取戰爭賠償的經驗教訓。1918年10月，他在為財政部寫的一份備忘錄中提出一個觀點：即對德國要求的賠償不應該達到足以摧毀德國的生產能力。

當時，戰敗的德國國內食物短缺，民眾正在挨餓，社會秩序已經到了崩潰邊緣。但是，戰勝國不關心這些問題。在巴黎的會議廳里，各種政治力量博弈，貪婪、好戰、報復的聲音占據了絕對上風。

在和談中，另一個凱恩斯提出的問題——戰后的歐洲重建計劃——遭到冷遇。美國總統威爾遜寫信給英國首相說，不可能幫助德國重建經濟，“我們從一開始就打算剝奪它所有的資本?！卑屠韬驼勛罱K成為戰勝國瓜分戰利品的大會。

勞累、失望加挫敗感，讓凱恩斯病倒了，他搬出英國財政部談判團隊下榻的酒店，在巴黎西邊找了個安靜的公寓躲起來。他寫信給母親說，自己有一半時間都躺在床上，只有和財政大臣張伯倫、元帥J·C·斯馬茨和首相勞合·喬治會面時才勉強起來，“我完全不喜歡那樣的前景，直接睡到了床上?！?/p>

回到英國，他躲到舊情人鄧肯和其伴侶凡妮莎在鄉下租的一間農舍。他用兩周時間，一口氣寫成《和平的經濟后果》。在書里，凱恩斯用冷靜、無情而帶著嘲諷的口吻，揭露了戰勝國索賠主張的荒唐。他指出：和談與和平無關，戰勝國只是想貪婪地復仇，渴望讓德國永遠臣服。

他隨之預言：沉重的賠款會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和極端政體，引發另一場世界大戰。12年后，這一預言成為現實——受困于巨額的戰爭賠償，德國在窮困潦倒中掙扎，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納粹勢力借此崛起，最終發動了一場報復性的世界大戰。

《和平的經濟后果》于1919年12月出版，8個月后在全球已被翻譯成十多種文字，銷量達10萬冊。

這也讓很多人感到憤怒。英國財政大臣奧斯丁·張伯倫在給凱恩斯的信里用“痛心”形容自己的不滿。此后數年，凱恩斯被排除出英國政府的決策權力圈，盡管張伯倫一如既往地向他咨詢貨幣政策。

在法國，他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一些強硬派媒體干脆指責凱恩斯親德，說他根本不明白狠狠教訓德國人有多么重要。一家報紙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建議德國授予凱恩斯最高榮譽——鐵十字勛章。

在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看來，《和平的經濟后果》事實上是一種特殊的個人宣言，凱恩斯要讓經濟學家成為20世紀的“君主”，因為其他的方法都已經行不通了。

這是經濟學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