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凱恩斯主義為什么埋葬不了？
凱恩斯主張政府熨平周期，并不意味著凱恩斯是計劃經濟的擁戴者，相反，他對此深惡痛絕
有效的經濟政策歷久彌新，即便被埋葬多次也不會退出舞臺；壞的經濟政策最終總會被證明低效，甚至無效，不用埋葬也會遭到無情的淘汰。
此輪金融危機為害至大，各國政府拿出了壓箱底的拯救措施，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全部上陣。
我們面臨的經濟危機是1929年以來最大的，找不到特效藥，只能將以往使用過曾經證明有效的辦法加大劑量作用于經濟體。無論是凱恩斯的積極財政政策，還是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準則，都曾在特殊階段將經濟救出水火——如凱恩斯主義在1933年以后使市場恢復信心，而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在美國的1987年股災之后幫了大忙。
也許目前遭遇的危機與80年代之后的小危機不可同日而語，也許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聲明羅斯福新政無效、是市場自我療傷的經濟學家們是對的，但誰能證明這一點呢？沒有人。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人們需要政府做點什么，提振信心。心理需要上升為第一需要。
人們總是相信經驗，當二戰后的政府隱性之手使歐洲經濟復蘇，當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與2003年中國遭受SARS襲擊，政府擴大投資起到了效果，人們必定相信，下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同樣會成果斐然?？梢哉f這些成果不過是經濟周期的巧合，如1998年的房地產市場大發展拯救了國內的需求，2003年加入WTO導致外需擴張解決了國內的產能過剩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此之多的巧合會深入人心。除非，反對者能夠拿出足夠多的證據，證明積極的財政政策效果恰好與期待的相反，否則，要拋棄目前的政策工具是不現實的。正如貨幣主義以弗里德曼等人的詳盡研究為先導，獲得了與凱恩斯理論相同的待遇，其他學派要獲得同等程度的認可，也沒有其他捷徑可走。
說起來，凱恩斯主義已經被埋葬過數次，東歐原有的經濟模式崩潰是第一次，里根—撒切爾新政之后貨幣主義大行其道，但凱恩斯主義卻奇跡般地起死回生，發揚光大——如今，代表金融市場化方向的資產證券化受到嚴重質疑，投行成為歷史名詞，花旗銀行已經接近國有化的邊緣。
現在全球都在遵循凱恩斯的建議。聽聽凱恩斯在1929年的政策建議，“當前大量失業人員重新獲得工作，這將使其獲得工資收入，而不再依靠失業救濟金，這也就意味著有效購買力的增加，從而將普遍刺激商業活動，再者，增加的商業活動又會促進商業活動本身進一步發展，從而有助于推動經濟的繁榮；繁榮具有累積性效應，這也類似于商業蕭條的反面累積情況。”
這些話是不是非常耳熟？是不是目前積極財政的理論指導？是不是大多數民眾的心中所盼？即便凱恩斯主義是無效的，關鍵時刻都會以各種面目粉墨登場，因為這是社會心理的需要，更不用說目前預備埋葬凱恩斯主義者連鐵鏟都沒有準備妥當。
預言準確與否并不是經濟學好壞的標志，更不是劃分派別的標志。凱恩斯對1929年經濟形勢的判斷是錯誤的，他與著名經濟學家費雪一樣充滿上世紀20年代所特有的樂觀情緒，牛氣沖天地說，“我們這個時代將不會出現任何危機。”如果凱恩斯是個徹底的市場人士，只能成為失敗的投資者，因為他的傲慢使他盲從于社會情緒不想自拔。整個20年代，持樂觀情緒的人多如牛毛，當時還沒有凱恩斯主義，所以談不上是凱恩斯主義的余孽。
事實上，截止到1928年，所有的經濟數據都好得出奇。市場總會下行，但沒有人知道是什么時候，誰也不相信下行周期會真正到來。
與凱恩斯主義相對的奧地利學派是相對準確的預言家，奧地利學派的領軍人物馮·米塞斯的學生費利克斯·索瑪瑞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1927年就預言經濟繁榮將以政府破產和銀行的崩潰告終。
奧地利學派的預言是準確的，卻是過早的，甚至是宿命的。米塞斯認為，20年代正在發生可怕的事，信用擴張正在發生，資本貨物價格上漲而消費品價格正在下跌，在消費品價格上漲時資本產品價格又在下跌，猶如蹺蹺板，讓人感覺不到危險。當貨幣體系出現扭曲時，實體經濟必然被扭曲，此時惟一的辦法是自愿放棄進一步擴張信用，讓危機提前到來。這顯然是讓深度癮君子馬上戒毒，違反全民的情緒，斷無可能；而不戒毒的結果是推遲危機的發生，但會將整個貨幣體系卷入，最終爆發更大的災難。米塞斯指責擴張的貨幣政策和信用體系，央行和政治人物急于創造繁榮景象，最終釀成危機。但經濟上升期的信用擴張幾乎不可避免，就算銀行不調控，商業銀行也會想方設法提高信貸規模；經濟嚴重緊縮期就算央行利率降到零，銀行仍然不愿貸款。
真正踏準了市場節奏，在崩盤前體會到壓力撤出市場的是精明的市場人士，他們雖然不會像經濟學家那樣進行深入分析，卻能憑借經驗搞清時間節點，搭到市場脈搏，巴布森和傳奇操盤手利韋摩爾，就是其中翹楚，但他們只有市場感覺，卻無法形成理論。
準確的預言家在危機之時，也會迷信市場調控，這與凱恩斯和米塞斯沒有關系。比如，有“末日經濟學家之家”的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魯比尼，2006 年準確預測了美國次貸危機并聲名鵲起，此后又在2008年上半年神準預言了投資銀行的傾覆。但魯比尼并不持有奧利地學派的觀點，相反，他提出的政策建議比凱恩斯還凱恩斯：“各國政府需要共同合作，從三到四個方面著手處理，在通脹減少的情況下出臺緩和的貨幣政策。出臺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政策的規模還要考慮到國家是否可以承受，還可以增加基礎設施建設開支和其他開支，出臺積極的收入救濟政策。在金融系統出現問題的國家還要修復本國的金融系統，像美國和英國還有銀行公有化的問題。還有住房和其他國內外問題需要解決。不同國家面臨不同的問題，中國不像美國和歐洲存在很大的銀行問題。但是仍然需要更加激進的政策。”甚至市場派的貨幣主義人士，在調控利率時無不閃爍著有形之手的魅影。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其實是政府和市場的共同失敗，政府只顧眼前收益、放松監管，央行降低利率，市場主體缺乏責任心，無度擴張。如果要調整，雙方都必須進行調整，而不是市場或者政府的單方行為。
凱恩斯主張政府熨平周期，并不意味著凱恩斯是計劃經濟的擁戴者，相反，他對此深惡痛絕。如果不是凱恩斯，市場化的經濟發展模式會被計劃模式所統一，凱恩斯以其政府行政之手的調控，挽救了市場經濟。說來諷刺，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之后，凱恩斯在某次聚會后曾經表示，“只有我一個人不是凱恩斯主義者。”
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確實存在對民營企業的擠出效應，導致資源向效率低下的大企業集聚，這是中國特色的經濟結構性矛盾，很難與凱恩斯主義或者奧地利學派扯上關系。表面上，我們是在向凱恩斯看齊，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內需，實際上大企業的復歸并非始于金融危機，而是對計劃體制與官本位的迷戀，以及做強做大中國企業的急功近利之心。因此，中國以積極財政政策拯救經濟，而后進行市場化的深入改革調整經濟結構十分必要。
不論哪一派，都不能否認資源配置效率的增長、企業效率的增長才是經濟增長之源。只要政策導向錯誤、資源配置低效，遲早會讓經濟體大吃苦頭，不管是哪一派，都應該受到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