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紹璗治學記

跟著《東方紅》學日文
    我個人認為，國內“中國學研究”的譜系要推到２０世紀的２０年代，是從王重民先生才開始真正的中國學研究的。王先生原來是北京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后來是北大教授，他從１９２０年代起，在法國和美國追蹤敦煌文獻。盡管他當時并沒有意識到他在做“中國學”研究，但他做的工作是當之無愧的篳路藍縷。后來，王先生的朋友向達先生跟他一起做這件事。向達先生是我們國家著名的歷史學家、目錄學家，也是北大教授。另外還有兩個人要提一下，一個是北大歷史系教授周一良先生，他在１９３０年代開始研究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另一位是朱謙之先生，他是北大哲學系的教授，他從１９４０年代開始注意研究中國文化是如何傳入歐洲的。
    此外，１９４０年代在北京有兩個組織——中法大學的“中法研究所”、燕京大學的“燕京哈佛學社”——開始從事中國文史材料的編纂。建國之后，這兩個組織都作為侵華機構被封存了?，F在，這兩個機構編纂的材料都在北大圖書館。
    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建國之前，曾在中法大學任教。１９６４年他提出“燕京哈佛”和“中法”的資料已經封存了好多年，我們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能不能從北大找幾個功底好的學生去翻翻。
    這么著，北大副校長魏建功先生就推薦我留校做這件事。這樣，我初次接觸到了所謂“Ｓｉｎｏｌｏｇｙ”的知識。
    提到魏先生，這里要插一句，臺灣人今天之所以講國語，有８０％的功勞是魏先生的。當時臺灣被日本占領，推行皇民教育，臺灣人大部分講日語，剩下的講閩南話。當時國民黨“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是魏先生的朋友，派魏先生帶領人馬到臺灣推行國語。當時很多老師也不會講普通話，魏先生他們就設了一個國語電臺，好比明天該講這課了，提前一天，電臺里一遍一遍地播放這一課的課文和生字。這樣經過三年，臺灣的教室里面開始講普通話了。
    當時日文是很不吃香的，除了日語專業的全校只有９個人在學日語?！拔母铩睍r，我不是革命對象，因為北大當時要革命的對象太多了，根本輪不到我這個助教；我也不是革命動力，革命動力都是比我們年輕的紅衛兵，而且我的出身也不好。我就到處找唱片，當時只發行毛主席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的唱片，有英文版的也有日文版的，我反反復復練習聽力，熟能生巧了。

  ３卷４００萬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剛出版，耗時２２年
圖片由中華書局提供

鯉魚洲上讀日文版毛選
    讓我去整理“燕京哈佛學社”的資料我很高興，我對傳教士的歷史素來有興趣，因為我父親和叔叔姑姑都是教會大學畢業的，我有時候就抄錄《辭?！返膫鹘淌?、教會大學的材料。我去的時候，這批資料已經封存了１４年，滿地的灰啊。我弄了不到兩個月，就接到通知不弄了，因為齊燕銘出事了，說他是修正主義。
    不久，我也去了鯉魚洲的“五七干?！?，書是不能帶了，我就帶了日文版毛選。
    鯉魚洲五七干校成員全是北大、清華老師，直到今天，北大、清華的老教師們還記得那里。最初，江西省推薦的干校地點在九江邊上的一所農場，有關同志看過之后認為，農場守著九江，有魚有蝦，不利于知識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薦了一個地方，在贛南的茶陵，也是個農場，半山腰，整天日霧氣騰騰，交通不便。有關同志還是不滿意，煙霧繚繞的，知識分子容易胡思亂想。最后，有人推薦了鯉魚洲，這是鄱陽湖的一個圍堰，方圓七十里沒有村子。
    我在鯉魚洲呆了一年多，１９７１年７月回到北大，在未名湖邊碰到了楊晦先生，楊先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可“文革”說他是“修正主義”。開批斗會的時候，楊先生用一個布包包厚厚一摞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的馬恩全集，跟紅衛兵辯論：我沒有修正，德文版就是這樣闡述的，是中文版翻譯錯了，中文版是根據俄文版翻譯的，俄文版本身就有問題。
    我碰到楊先生的時候，他先是問了我一些關于干校的事，然后突然問“你外文沒丟吧？”我說，我在看日文版的毛選，應該還可以吧。他又問，那就好，英文呢？我說英文丟了不少。他說，外語這個東西不能丟，以后再學點德文，看經典還是看原著好，這樣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不要覺得學外語沒用，以后肯定有用的。
    這件事，我到現在都覺得很感動。有楊先生的教誨，我才抓住日文不放，以至后來做日本的中國學研究。開始沒有明確的意識，只是認為我們搞古典文化的人，如果對國外如何看待中國古典文化沒有一個認識是有局限性的。于是我盡我的能力在北京圖書館看一些雜志，主要是日本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編一些東西，做一些零星的報道。
    當時有個叫《古籍整理情況簡報》的小冊子，由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的辦事機構中華書局編輯的（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本《簡報》的主管是低我兩屆的同學楊牧之先生，后來他做了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現在是中國出版集團總裁。他很有眼光，對我說，“我們需要了解國外的中國文化研究，我這個小冊子簡單得很，你可以大膽地寫，我給你登?！睆模保梗罚鼓昶?，《簡報》發了我很多關于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報道，像《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學史分歧的見解》、《日本學者論〈詩經〉》、《日本學者論＜尚書＞》等等。１９８１年的時候，我做了一個日本學者十年來對中國古史十大問題的研究，他還特地給我出一個增刊。
    我自己還出了一個刊物叫《國外中國古文化研究通報》，我們中文系主任給我點錢，我和我的同事摸出一點小情況，看差不多夠２０頁我們就出一本，鉛印的封面，里面全是打印的。
    另外還有一個搞中國研究的刊物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史研究》，里面主要是翻譯，介紹法國和歐洲的一些情況。這里我要提到孫越生先生。他本人是王亞南先生的學生，主攻經濟學。以前社科院有個情報研究所，里面有個中國學研究室，他是主任。他編了一本書叫《外國研究中國》。孫先生找到我，讓我寫一個日本研究中國的研究機構的介紹。
    那是１９７４年，鄧小平執政、整頓開始了。日本京都大學看到中國的新局面， 就向中國科學院發出邀請，希望組成一個六七個人的訪問團去日本，當時中央認為北大是最合適的，于是就從北大挑了六個教師，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帶隊的和翻譯，我就是中文系的那名教師。
    孫越生先生找到我，說你去過日本，對日本有相當的了解，我們想編一個東西，理一理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在研究中國文化，他們都研究些什么。因為現在有很多日本人申請來中國訪問，他們來了之后有的都被我們搞錯了，研究文學的介紹到宗教所去了，研究歷史的介紹到哲學所去了，你得趕快幫我們編一個目錄。
    我說我有一些名片，還可以幫你查點資料。后來我就編了一個２００人的名單給他，他看了以后說２００人應付不了了，太少了，你給我弄到５００人吧。
    名片不夠用了，我就到北京圖書館去，翻閱日本研究中國文化的著作。

三個圖書館，七八個月，七百人的名錄
    我在北圖呆了兩個月，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呆了兩個月，上海圖書館呆了三個月，總共七八個月把這個名單編輯了出來。
    北京圖書館當時是八點鐘開門，去借書要等柜臺里的服務員聊完天，快的半個小時，慢的一個多小時。中午就更麻煩，你沒辦法吃飯，因為要吃飯就得把書還掉，吃完飯再排隊借，差不多也得折騰一個多小時，而下午５點鐘圖書館又要關門。所以我中午飯就不吃了，肚子餓好說，渴實在讓人受不了。后來發現，北圖一樓的男廁所里有自來水，喝水的問題就解決了。直到現在我還時常懷念北圖的那個水龍頭。
　　中科院圖書館更討厭，它從中午１２點到２點關門，我沒地方去。后來我發現，有一個２路車，從那兒開出來到蔣宅口停，我拿著月票坐上車，開到終點，再坐回來，一個半來回差不多正好就是閉館的時間。開始上去沒有座位，從蔣宅口回來的時候就有了，我還可以趁機休息休息。
    說來說去，上海圖書館最周到。他們看我天天去看書，就問我是不是要借大量的書，我說是，他們就讓我把書單子開出來。我說我要幾百本呢，他們說沒關系，你開出書單，我們正好有個空房子，可以把書給你搬到那里去，以后你來我們就給你開門，你走我們就鎖門，等你回來看。我說那太好了。
     三個圖書館泡下來，我整理了一份７００人的名單給孫先生。
    我把名單給孫先生之后，他覺得很有意義，又問我能不能出一本日本研究中國學學者的辭典。我說，出辭典要求太高了，第一材料必須真實，第二量必須夠。他說，所以才找你啊，你想辦法，以后必定有用。
    當時我沒想到這有什么意義，現在這本《日本中國學家》被譽為國外中國學研究的第一部資料書。過了兩年《蘇俄中國學手冊》出來了，又過了兩年《美國中國學手冊》也出來了，都是孫先生主持編寫的。這三本書基本提供了國外中國學研究的一個入門途徑。
    這本書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沒有被收錄進去的日本學者很不高興，認為我瞧不起他。有日本學者要訪問中國，簽證的時候，就有日本學者對簽證官說，你們中國學者嚴紹璗先生編輯的《日本中國學家》中有我，見第某某頁，這樣我就開始被日本社會學界注意了。

沒有用中國錢去做外國的學問
    又過了十年左右，１９８５年，我到日本京都大學做客座教授。我是京都大學第一個從中國大陸去的客座教授。
    出國之前，我跟華夏出版社商量要做一件事情，我們能不能將２０世紀日本中國學研究中有代表意義的學者著作翻譯一下，再就每人寫一些研究述評性質的文章。到了京都大學之后，我就與竹內實先生商量，他后來擔任過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所長，是位著名的中國學家。他很贊成這件事，最后確定了３８個日本學者，這３８個學者你拿到世界上任何研究中國的機構去都是一流的。
    回國時，這３８個人的眉目我已經弄清楚了。但華夏出版社的老總換人了，他們不想出我的書了。后來我就讓我的博士生做這個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只出了３個學者的研究專著?？磥磉@件事要成為我的遺愿了。我個人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一部《日本中國學史》，可以稍稍安慰的是，直到目前此書還是被國內外學界認為是中國人研究“國際中國學”的國別史中非常有價值的著作。此外，從１９８５年正式起步，我獨立編著了近４００萬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３卷本）—— 我是三十幾歲的時候有了編這本書的想法，４４歲的時候開始跟中華書局協商、立項，到現在６７歲，２２年了，一周前正式出版了?！侗贝笮侣劸W》上稱這４００萬字是“以最基本的文本事實，論證了中日之間兩千年的文化聯系，并且為東亞文化研究和‘日本中國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本基礎。本書是有史以來世界范圍內研究中日文化關系的最宏大的基礎性文獻考察報告?！?BR>    我做這些事，包括我三十幾次去日本，用的都是日本人的錢而不是中國政府的錢。我惟一可以自慰的就是：我沒有用中國國民的血汗去做一門外國的學問。（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