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應該怎么拍？——《黃炎培》引發的名人傳記片攻防戰

3月，在重慶緊鑼密鼓拍攝的20集傳記電視劇《黃炎培》后院“起火”。

黃家后人在各種場合抗議《黃炎培》劇作嚴重失實，黃炎培的兒子、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者黃方毅公開聲明，批評《黃炎培》主創人員對黃炎培歷史形象進行歪曲，質疑劇作編造緋聞迎合低俗的趣味，粗制濫造。

黃炎培一生從事教育，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黃炎培出任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3月6日，國家廣電總局重大歷史人物辦公室負責人劉文峰，就黃家后人與《黃炎培》劇組的爭議表態：“《黃炎培》于2008年5月通過立項審批，并公布在國家廣電總局網站上，但到目前并未同意拍攝。”對于劇本的問題，劉文峰表示此前一直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正在拍攝的《黃炎培》屬于違規操作，劉文峰表示：“需要調查了解后才能給出說法。”

劇組立項報批的天津電影制片廠副廠長任喚起的說法是：“開拍有關黃炎培先生的電視劇，不管是生平還是史實，都是經過北京、天津有關方面同意的。就家屬提出劇本方面的一些意見，也是和劇組還有北京方面協調過的?，F在黃炎培的家屬中就只有黃方毅一個有不滿情緒，但只要有一個家屬單方面反對，就是劇組沒有做好家屬的安撫工作，也就是失職，所以劇組已經在處理了。”

黃方毅是黃炎培最小的兒子，他非常不滿天津電影制片廠副廠長任喚起的說法：“我們家大多數對《黃炎培》劇本失實持反對意見，反對由張鐵林出演黃炎培。”反對的理由是張鐵林“影視形象油滑”，與其父“在形神上皆有距離”。張鐵林的英籍也是黃方毅不滿的地方，他認為黃炎培一生致力于國家的復興，不應該由一個以外籍為炫耀的演員來出演。

張鐵林堅信自己是飾演黃炎培的合適人選：“黃炎培是大教育家，我在暨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書，也是搞教育的。”

3月4日，南方周末記者在北京友誼賓館南樓采訪黃方毅。政協委員黃方毅正在參加政協全國代表大會，然而他不得不花時間應付有關《黃炎培》的采訪，無奈中，黃方毅把自己的意見貼到新浪為他開的博客上，一時間點擊率飆升。

黃炎培全家福。黃方毅說，黃炎培一生經歷豐富，他當時就建議編劇第一件事就是鉆圖書館，讓“研究生程度的人”找資料　圖/黃方毅

緋聞、津腔、毛血旺

黃炎培早年致力于教育，學生很多：胡也頻、殷夫，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范文瀾、王淦昌、華羅庚、孫起孟、蔣經國、蔣緯國等都曾是他的學生。越南開國領袖胡志明也偷偷聽過黃炎培授課（黃炎培生平詳見27版）。

黃方毅曾經于上世紀80年代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克大學從事經濟學研究，一次他為《華僑日報》撰寫“黃炎培的故事”，在哥倫比亞大學地下六層的書庫查找父親的傳記，翻遍書庫的書目竟沒能找到父親一本像樣的傳記，這使黃方毅很驚訝。此后他致力于黃炎培的歷史研究，希望為父親寫一部傳記。

虛構黃炎培，歪曲黃炎培，是黃方毅對《黃炎培》劇組憤怒的原因。

電視劇《黃炎培》起源于2007年，有人在天津排演獨幕話劇《黃炎培》，黃方毅看過，認為還可以。不久有人找他，表示要拍電視劇《黃炎培》，編劇就是編獨幕話劇的編劇肖桂林。“我的態度很明確，第一，演員我們要把關；第二，本子我們要看。”黃方毅覺得《黃炎培》難在劇本上，黃炎培二十多歲開始辦學，歷經滿清到新中國，先后涉足教育、經濟和政治領域，這樣的人生歷史不做功課是不行的。黃方毅建議編劇第一件事就是鉆圖書館，找“研究生程度的人”跑資料，不要輕率上馬。

制片方點頭答應，說要來京請黃方毅做顧問，協助編劇修改劇本等等。

黃方毅說，此后他再沒有見過制片方的任何人。

去年年底，黃方毅偶然聽說《黃炎培》即將開拍，主演張鐵林。黃方毅開始了漫漫投訴路。

婚外情是黃家最不能接受的“硬傷”：“黃炎培一生兩個夫人，原配王糾思，去世兩年后，跟我母親姚維鈞結婚，婚后他生活嚴謹，沒有任何緋聞?，F在劇作里加進一個叫林素玉的女人，前后跟他產生情感糾葛十多年。劇本里‘黃炎培’說十幾年最對不起的就是她，要沒這句話還可以，有這句話‘黃炎培’的情感生活就曖昧不清。我問他們憑什么這么編造，他們說是觀眾愛看。戲說乾隆你可以編，可這是當代人物，一代開國領袖，而且是傳記歷史，怎么可以這樣亂編？”“第二個硬傷，劇作里有兩個人，一個叫莊子云，一個叫尚逸民，他們在黃炎培身邊前后幾十年，和他親歷各種重大事件，但這是兩個不存在的人。歷史上跟黃炎培有關的重要人物多是有名有姓的，我問他們為什么要虛構兩個沒有的人，他們說這兩個人集中了很多原型，我說那你們把原型寫出來，他們寫不出來。寫原型要做功課，要考察原籍、事跡……他們現在的做法省事。”“吃毛血旺”是第三個硬傷：“我父親心很慈的，四十多歲時，看見屠殺牛羊以后就哭了，此后到去世，再也不碰葷的。毛澤東請他吃飯，國宴中也要專門給他準備素食，毛澤東叫‘黃道素食’。稍微做點功課都知道，他們卻在片子里讓黃炎培吃毛血旺。”

劇作中的天津方言也是黃方毅認為失真的地方，黃方毅形容劇組就是一個“草臺班子”。

黃炎培的孫女、黃萬里的女兒黃且園，非常反感張鐵林來演爺爺：“張鐵林的戲，不管是演皇帝，還是遺老遺少，都是一個表情，玩世不恭、油滑和造作，我們認為他不適合演黃炎培。”

張鐵林影視劇字母表上特別注明的英國國籍，也讓她“非常反感”。

“劇本里寫到的黃炎培動輒聚眾喝酒，給人感覺就是一個酒肉之徒，可是我祖父是前清舉人，上過蔡元培的公學，有很好的修養，生活嚴謹，氣質內斂，怎么能有那么強的江湖氣？”黃且園說。

《黃炎培》劇組似乎是個神秘的劇組。除了主演黃炎培的張鐵林和扮演周恩來的劉勁松，很難找到制片方的任何消息。

2月4日，在黃方毅的堅持和干預下，主創人員進京舉辦《黃炎培》家屬座談會，制片人兼導演洪寶生，編劇肖桂林出席；黃家出席的有黃方毅、黃且園等11人。

編劇肖桂林表示，《黃炎培》的劇本堅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原則：“本想寫黃老一生，但解放后的歷史不允許表現，所以寫到建國時。黃炎培老先生的事跡是一座大山，我能表現的只是這座山的一部分。”

肖桂林同時說，劇本2009年1月8日已經通過廣電總局復審：“重大歷史劇題材的規定很嚴格，統戰部能批，說明該劇應該能。選擇張鐵林的原因，年齡合適，家喻戶曉，自己也辦教育，喜好收藏，學歷高，這些都和黃老很像。”

對毛血旺，制片方解釋說：重慶有一家店專門賣素的毛血旺。

劇組預計拍攝三個月，按現在的進度來看，七八月能拍出來，10月可以播出。

黃家人也加快了干預的速度，黃方毅給有關部門寫信，希望在親屬干預無效的情況下，相關職能部門能負起把關的責任。然而，制片方并沒有因為家屬的異議而緩和拍攝的進度。

“他們強行拍攝，對家屬的意見置之不理，他們只有拍攝了，才能把拍攝的2000萬資金融到。這樣做的結果是，第一他們可以融到2000萬的投資，第二他們可以到廣電總局重大題材管理辦公室申報，你們不讓拍，那2000萬怎么辦？他們制造一種‘先生孩子后登記’的事實。”

放蕩的酒鬼和權力最大的人

《黃炎培》劇作的爭議,再度引發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創作的糾葛。

在中國，拍攝名人傳記影片或者電視劇，除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樣“沒有爭議”的形象，幾乎沒有不受當事者批評和反對的。

2月11日，柏林電影節的惟一華語參賽影片《梅蘭芳》在柏林公映，之后的記者會上，歐洲記者對導演陳凱歌的提問直指要害：拍《梅蘭芳》是否受到了創作限制？陳凱歌委婉地說：“因為梅先生的兒子在，他是我們很重要的顧問，對我們幫助非常大；我不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我應該對他表示尊重。”《梅蘭芳》里“梅”的形象“格式化”，也是國內影評對影片的一大質疑。

戲劇性的是，陳凱歌“創造性”的另一個角色“邱如白”，在柏林公映時受到了齊如山后人的抗議，齊家后人不滿電影《梅蘭芳》多處橋段給觀眾留下了“邱如白就是齊如山”的印象，同時又虛構了很多情節來歪曲齊如山。齊家后人用各種文字致函柏林電影節組委會，要求撤銷《梅蘭芳》參評資格。

人們一方面指責陳凱歌把梅蘭芳寫得高大全，另一方面又指責陳凱歌把邱如白寫得太猥瑣。到底名人影視改編時，創作者有哪些權利，名人之后又有哪些權利？

關于重要歷史人物的影視劇改編，《中國電影管理條例》規定，必須由審查委員會審查。

這基本上是一個“虛”的規定，對于此類案件，大致有四個問題要搞清楚：一、侵犯了誰的名譽權。名人去世后，這個權利就不存在了，受害的其實是其后人。二、后人與名人是否直系親屬。三、區分善意和惡意，藝術作品進行演繹可能有虛構的成分，但要看它最終的目的和本質傾向是褒還是貶。四、播出范圍的大小。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親屬因侵權人以侮辱、誹謗、貶損、丑化或者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譽、榮譽而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無論是“目的和本質傾向是褒還是貶”，還是“侮辱、誹謗、貶損、丑化或者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在名人影視劇范疇，很難有絕對的法律界定。

中國傳媒大學影視法學教授、媒體政策法規研究中心主任李丹林說，在其他國家，這樣的爭議可以依據具體情形，通過侵犯名譽權訴訟（或者稱為誹謗訴訟），或者通過侵犯隱私權訴訟等民事訴訟來進行。如果存在虛假表現，導致對于被表現的人物的形象產生消極影響，影響其名譽，損害其人格尊嚴，原告就可提起侵犯名譽權訴訟或稱誹謗訴訟來維權；如果在作品中發表了被表現的人物有明確意思表示不愿為他人所知曉的個人隱私，原告人可以通過提起侵犯隱私權的訴訟來維權。不過，被告往往會以自身所享有的憲法規定的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發動一個憲法訴訟來對抗。

好萊塢對于拍攝名人傳記，幾乎有著絕對的自由，《飛越瘋人院》的導演米洛斯·福爾曼1984年拍攝的《莫扎特》，沒有把莫扎特當成圣人來描寫，而是將筆墨放在平庸、善妒的宮廷樂師薩列里與不諳世事的莫扎特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上，一反對古典音樂家的“造神運動”，影片在第57屆奧斯卡頒獎禮上奪得八項大獎。

米洛斯·福爾曼的另外一部影片《性書大亨》也是人物傳記片，講的是美國色情雜志主編萊瑞·佛林特，一次把一位神父放進他的黃色刊物里，神父以誹謗罪把他告上法庭，佛林特經過漫長的辯論，最終贏得官司，成為美國言論自由歷史上著名的案例。

2006年，英國電視四臺制作了一部影片《總統之死》，以“紀實風格”虛擬了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在2007年被刺身亡的故事，在影片里，導演加布里埃爾·蘭杰用電腦CG技術，把布什的頭放在演員身上，然后安排敘利亞殺手在布什腦袋上開了兩槍。“虛構了采訪前美國聯邦調查局有關人士以及布什被殺后采訪英國政府人士的情節，是一次對美國外交政策如何限制民權、伊拉克戰爭的后果以及美國安全保障系統的清醒觀察。”影片受到了美國評論的聲討和兩家主流院線的抵制，認為是“徹底的低級趣味”。最終這部“低級趣味”的電影還是在美國91家影院公映，2007年布什也好好地活著。

活著的布什2008年又出現在銀幕上，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在傳記片《W.》里，講述了小布什為入主白宮所進行的斗爭，甚至包括年輕時代布什的酗酒鬧事、賭博，醉酒駕車被警察逮捕，斯通在接受美國《每日綜藝》采訪時表示:“影片會公正而又真實地描述布什這個人，看他如何從一個放蕩的酒鬼變成這個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我覺得西方看待藝術創作與歷史真實是有分水嶺的，惡搞與誹謗是不一樣的。我倒覺得中國在人物傳記影片方面很拘謹，這類電影也很少，常是主旋律高大全，一個與言論自由有關，另一個我個人覺得與長久以來中國的‘小說史觀’有關，容易把小說與歷史掛鉤，因此對號入座。”李丹林說。

英國電視四臺制作了一部“紀實風格”的影片《總統之死》，虛擬了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在2007年被刺身亡的故事。最終這部“低級趣味”的電影在美國91家影院公映，現在布什也好好地活著　本報資料圖片

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在傳記片《W.》里，對當時還在 任的總統小布什毫不留情，影片不但講述了小布什為入主白宮所進行的斗爭，還對小布什年輕時酗酒鬧事、賭博，醉酒駕車被警察逮捕大書特書。影片在去年美國大 選前公映，斯通說：“影片公正而真實地描述了布什，是如何從放蕩的酒鬼變成這個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　本報資料圖片

影視劇不能當歷史演

在國外，也有言論自由小于名人形象的例子。

李丹林說，最著名的案例是德國“靡菲斯特案”(Mephisto Case)，這一案例在德國相關案例匯編中的頁數和卷數中有介紹。

德國著名作家克勞斯·曼恩在20世紀30年代發表了諷刺小說《靡菲斯特》（Mephisto），這部小說以作者妹夫古斯塔夫·格朗根斯為原型，敘述了一個演員拋棄自由理想、投靠納粹而成名的故事。作者認為，格朗根斯代表了“典型的叛徒，腐化與玩世不恭的可怕象征……靠出賣自己的才能來換取庸俗的名譽和短暫的財富……”

1964年，德國出版商準備重新發行該書，其時，格朗根斯本人早已死去，但其養子在漢堡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禁止該書發行，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要求，發布了禁令。出版商不服判決，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書所含的杜撰生平故事損害了已故演員的形象，維持了上訴法院的禁令；出版商又向聯邦憲政法院提出申訴，依據德國《基本法》第5條第三款規定：“藝術與科學、研究與教學皆應享受自由”，宣稱最高法院的判決侵犯了《基本法》絕對保護的藝術自由。

最后，由于憲政法院討論此案的過程中，對案件的判決出現了四對四的投票結果，因而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獲得維持。“這一案件從憲法層面來看，就是人格尊嚴與創作自由發生沖突如何平衡的問題；但同時也涉及到在對于過去已故人物在文學作品中如何表現才是恰當的問題。這一案件在德國之所以原告能夠獲勝，是因為在德國《基本法》中，人格尊嚴的價值是一種核心價值。文藝作品即使是表現了一個這樣的人物，也不能損害其人格尊嚴。同時，之所以原告的主張能夠獲得法院的支持，還在于小說中有‘杜撰的生平故事’，這些損害了‘已故演員的形象’。這實際上也說明對于歷史人物的表現，首先要符合歷史真實，即使是基于創作的需要，需要做一些藝術加工、藝術想象，但是這些應遵循不損害歷史人物的名譽、人格尊嚴等原則。”

中國傳媒大學教師、電影學博士王田在論及中外傳記影視改編引發的爭議和訴訟現象時說：“國外對人物改編所持的態度較為寬容，出現爭議也多半把它歸于藝術評論的范疇，不見得上升到法律范疇，兩者的界限也許是，是否尊重人物人格，是否基于基本事實。”

在李丹林看來，中國大部分名人影視劇改編的質疑，“屬于文學評論范疇，不屬于法律范疇”：“比如，對于一個非素食者來說，表現他吃了一種他沒有吃過的肉食，這無傷大雅，但是對于一個基于某種信念或信仰而素食者，表現其吃葷，這不僅違背真實，而且這樣的表現傷害其形象，損害其人格尊嚴。”

1965年黃炎培去世，電視劇寫到1949年。解放后，黃炎培在開始的時候對新政權、對毛澤東抱著直言進諫的態度。最典型的事件是1950年春夏，連續給毛澤東寫幾封信，最重要的是萬言書，黃炎培對當時的“大躍進”式虛報產量，“鎮反”運動中的過火行為提出批評，對當時的經濟政策提出全面的意見。黃炎培不僅寫出“萬言書”，還要求當面向毛澤東陳情，氣勢咄咄逼人。毛澤東把“萬言書”打印之后，作為國務院文件下發。黃炎培不罷休，執意當面談，毛澤東接受了，他們談話三個小時。旁邊有人聽黃炎培的發言直擔心，有個叫龍云的云南官員，說黃炎培的言論都是反動言論，是要殺頭的言論。

在近代史學家楊奎松的研究視野里，黃炎培是有極強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但在晚年，黃炎培受權力限制，尤其建國以后，黃進入領導層，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就越來越少。

楊奎松研究近現代史，更關心像黃炎培這樣的歷史人物后來的轉變：“關心他們變化的內在邏輯和社會成因，即使是在‘文革’，也還是有知識分子保持其獨立精神，如陳寅恪，但這些人不介入政治，也許一旦介入政治就沒有辦法再保持其獨立性。”

黃方毅否認要一個正面的黃炎培形象：“我們只要求重大事件符合歷史事實，他一生做過很多有價值的事情，他們哪怕講一兩件也可以。整個劇本看下來，很少有社會意義。作為一部傳記劇，即使不是還原歷史，哪怕能正視歷史也好。”

黃方毅公開抗議數天之后，至今沒收到制片方的反饋，深感無力的黃方毅表示要抗爭到底，他的要求是更換主演、修改劇本，如果仍不見回應，只有訴諸法律。

楊奎松不太擔心影視劇對歷史庸俗化的改編，他反而更擔心，那些所謂的紅色經典和革命歷史，把影視作品當作歷史來演：“只要讀過歷史書的人是會知道黃炎培大概是什么樣子。重要的是歷史書要和所謂的革命題材、紅色經典分清楚，把它們當成真的歷史來拍的所謂傳記片和事件片，危害性相對比較大，因為現在國家往往會把它當作正面的歷史教材來使用。比如重慶談判、西安事變、開國大典，所有這些片子都是經過重大題材審查組看過的，每個鏡頭都是被挑過的，絕對不許這樣不許那樣，因為意識形態的問題，因為尊者諱的問題，都是確定了的，有很多框框，強調主旋律，突出正面的、光明的、積極的、向上的等等。我們怎么恢復它的真相呢？要恢復歷史真相還得批判性地恢復。這是歷史學家的難度。”

（實習生魏頔對本文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