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氣與士大夫之心——寫在汪曾祺先生逝世紀念日

1994年，北京，汪曾祺在寓所（陸中秋/圖）

1995年夏天，我見過汪曾祺先生。在蒲黃榆他家里等他。汪先生的夫人施松卿先生非常熱情親切，她問我：你有老汪的字畫嗎？我說沒有。她說：一會兒回來讓他給你畫。

汪先生在外面參加一個活動，午飯喝了酒回來，坐在硬木沙發上，酒后興致高，臉紅紅的有點發黑發光，不等我請教，就滔滔不絕地談。汪先生那天的談話有點慷慨激昂，跟他作品中的散逸簡淡不同。

汪先生送了我兩本書。但我沒有請先生給我畫畫，從此一直沒有。彼時我很迷戀寫作，一根筋地，不想別的。

汪先生家里不怎么蓄書，陳設很簡樸。

那時候去一趟北京，不易。因此只見過這一面，后來通過好多次電話。因為有電話，就沒有書信往來。說實話當時寫信，我也不知道請教什么。我面對很多老先生都是這樣，不知道請教什么，就想和他們相處相處，他們隨便談什么對我都有感激和啟發。

我寫東西，受汪先生影響極大。我對汪先生寫的每個字，幾乎都讀過數遍乃至十數、數十遍。汪先生的書，每一種版本，我幾乎都有。而且，每讀汪先生的文字，盡管很熟，但都有初讀時的享受。所以，汪先生每一種版本的新書，我都會認真地讀，津津有味地，順著熟悉的字里行間，仿佛跟著先生又行走了一次熟悉的老巷子。

我能帶著汪先生的原味復述他的許多文章——什么是汪先生的原味？我說不清，但我心里有這種感覺。每遇到同樣喜歡汪先生的人，他說汪先生某作品的上一句，我幾乎能對出下一句。我讀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讀文字，是直接在感知系統形成聲音，汪先生的聲音。是他的文字讓我自然這樣讀。奇怪！我還沒見過汪先生，就能讀出他的聲音。

從前流行寄賀年卡，有帶音樂的賀年卡，打開就能播放音樂，顯得高檔，很貴，有的比一本書都貴。有數年每逢過年，我都給朋友寄一本汪先生的書，代替賀卡，我覺得這樣值。我逛書店，覺得實在沒什么可買的，就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