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式對話：暢想2060年
2023年7月14日，由南方周末聯合西北工業大學管理學院主辦，西北工業大學新時代企業高質量發展研究中心、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承辦的第二屆中國企業責任與高質量發展論壇在西安成功舉辦。本屆論壇以“投資有道，碳路可循”為主題，相關領域學者、機構代表、企業高管參會分享，聚焦“雙碳”目標下的企業行動進展和優秀實踐，探討低碳前沿理念、創新技術、碳信息披露等議題。南方周末、西工大在現場分別發布相關研究報告。
在當天的論壇上，就“暢想2060年”這一主題，全國百名最美環保志愿者、西安市未央區環保志愿者協會榮譽會長劉文化，空氣俠創辦人、南方周末2022年度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責任先鋒趙亮，南方周末研究員侯明輝，西北工業大學博士生郭文卓、戴晗玥等開展了一場開放式對話，共同暢想2060年的美好未來。
以下為開放式對話實錄：
主持人邢哲銘：
依靠創新的力量，遙遠而美好的2060碳中和目標就可能如期實現。
對于2060在座的各位朋友又有什么暢想呢？有請各位嘉賓上臺，和我們一起暢想未來。
我們今天開放式的主題對話是暢想2060，這是37年之后的事情。第一個問題是，大家37年后，就是2060年的時候，大概年齡會有多大？您在那個年齡會是什么狀態？您所在的領域，在37年后會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或者值得暢想的部分？
劉文化：
當主持人說起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想到一個詞叫“灰飛煙滅”。再過37年，我差不多90多了。不過我媽媽今年是100歲，我有一點點長壽基因。但如果我不注重減碳，說不定我就被我所釋放的碳淹沒了，所以我想2060年的時候，希望在座的90多位的智者，我們還能夠在西北工業大學這個地方來分享我們今天所預期的那個未來，希望那一天我們都能相見。
邢哲銘：
您覺得2060年西安市未央區環保志愿者協會應該是個什么樣子？
劉文化：
希望我在100歲的時候，我們協會解散。因為使命已經達成了，存在的意義就沒有了，我不希望有更多的環保社會組織的存在，因為組織越多，證明社會的環境問題越復雜，越混亂。我希望我們做環境保護的社會組織越來越少，這證明2060的春天不是死寂的，而是多彩的，是有鳥語花香的，是有更多的子女子孫在鮮活的星球上生活得更加美好的明天，如果我們的機構越來越多，我想2060年可能是比現在還要暖的世界，熱得大家很不開心。
希望我們本著對自己負責，對歷史負責，對未來還沒有出生的人負責的角度，從今天開始就要選擇綠色生活方式，用低碳的方式去構建更加幸福和美好的人生。
邢哲銘：
趙亮，2060年的時候空氣俠在中國的大地上，您有什么樣的暢想？您2060年多大？
趙亮：
75歲，我應該還是屬于步履矯健、精神矍鑠，保持一顆少年心的中年人。我覺得到那時75歲還是屬于中年人的年齡，但我的狀態應該用李白《俠客行》的一句話來形容——“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那時我應該可以安靜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當然現在做的事情也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另外一個狀態，我想了一個畫面：那時我們應該還是有更多的美麗鄉村呈現，可以看到太陽能光伏的建筑，不僅在屋頂有光伏，可能建筑都是一體化的建筑，應該不會燒煤、燒柴火，煙熏火燎的歲月應該已經成為過去。我想當時我應該還會坐氫能驅動的綠皮車緩緩駛向詩和遠方，我認為屆時氫能應該會應用得很多了，但綠皮火車依然需要，我們的節奏可以慢下來，不像現在是高速的節奏，我覺得當時我們的心態會變得更加從容，我覺得那時候的我，應該是我所期待的狀態。
對于空氣俠來說，我想它可能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不一定是以組織化的形式存在，而是一種精神、一種力量。因為“俠”是個富有動感的詞、是個行動者，每個心懷正義、心存陽光，對未來充滿期待的人，大家在各行各業，依然在做各自的事情，但一旦他們聚起來，這依然還是一股力量，一股推動低碳、可持續的力量。我覺得一個美好的狀態是，當時空氣俠至少會走出亞洲了，世界上還是有一些名氣，大家知道除了蝙蝠俠、鋼鐵俠，應該還有空氣俠。
侯明輝：
2060年我70多歲了，回答這個問題感覺很可怕，因為70多歲是一個很大的年齡了，要說那個年齡是一個什么狀態，我覺得也不太好回答，因為我們經歷過身邊70歲現在不同的人的狀態的差異還是很大的，有人可能像趙亮說的步履矯健，有人可能已經生活都無法自理。
邢哲銘：
我們往陽光的一面想一想，我們回歸到碳中和的賽道上。
侯明輝：
沒有人會永遠年輕，但是永遠會有年輕人，所以我們可以暢想一下未來。
就我們關注的這個領域來說，我有三個方面可以做一個大膽的暢想。
第一，社會責任這個領域整體的認知，我覺得到2060年可能大家會變得越來越清晰和理性，這也是任何事物發展的規律，時間不是答案，但是時間里面有答案。經過這么長時間，就像CSR剛進到國內來以后，大家有熱情，中期我們又經歷了冷靜，甚至前幾年大家說ESG已死或者將死，現在我們又討論ESG高質量發展。我想，就是在這樣的反復的討論、辯論當中，我們對于問題實質的看待會越來越清晰。
第二，社會責任領域人才供給的數量和質量應該會提高。因為現在如果我們把社會責任放在企業管理這個框架下來看，與其他的模塊相比，比如人力資源、研發、財務等等，它相對還是比較小的一塊，比較小眾或者說它邊緣的狀態還沒有改變。我想2060年可能我們這塊人才供給的質量會有所改善，就像剛才柳學信院長也分享了現在很多高校已經有了這樣的專業，一些研究機構也在做人才的培訓和輸出，今年幾月份圈內有一個比較火的新聞，某企業百萬年薪招聘ESG總監，雖然這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但是也反映了供求關系的一些變化，我也期待ESG從業者的年薪能早日達到百萬。
第三，剛才柳學信院長也談到標準的問題，現在圈內的很多專家也在聊，ESG領域的中國標準的問題，因為我們越來越看到現在以西方這種價值判斷語義表達為主的ESR或者ESG的指南指導、評價體系對中國企業的評價表現出了明顯的不適，而且業內也開始反思這個問題，我覺得2060年有可能在中國標準的建立這塊可以取得一些進展。
邢哲銘：
我們兩位更為年輕的博士在讀生，關于2060，你們倆不管是作為學者還是行業的從業人員有什么暢想呢？之前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什么樣的第一直覺的反應呢？
郭文卓：
2060年我應該是已經退休了。
但是我目前在研究的是與ESG相關的，我從ESG來分享一下2060年可能跟現在一些不一樣的地方，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主流的接受程度，第二方面是它的統一程度，也就是侯明輝老師和柳院長提到的它的統一程度。
先說一下主流的接受程度，現在投資者跟公司逐漸地考慮到ESG的相關因素，但是它不算是完全地融入到主流的決策當中。在37年之后，可能會在投資決策制定，到公司的戰略目標，再到公司的風險評估都會深入地考慮到ESG相關的因素，甚至ESG會成為一個基本面，這是很有可能的，而不是現在它是一個次要的或者是可選的狀態。
第二點是統一，我覺得是兩個維度，一個是ESG的信息披露標準，有GRI、CDP、SASB等很多的標準；再一個就是ESG的評級標準，評級的指數也有很多，我覺得現在是一個百花齊放的狀態，希望它到2060年會趨于統一，這樣有利于去做一個比較。
戴晗玥：
2060年我應該也是和文卓一樣60多歲，成為了一名老師。因為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人力資源，我就暢談一下2060年的低碳人力資源的發展，大家知道我們“雙碳”政策落實是需要企業付出實際的行動，而企業付出實際行動又需要人才的推進，所以無論是高技能的低碳人才也好還是每個崗位上普通員工也好，他們都是我們這個國家低碳發展的重要力量。
我們展望未來就要回望過去，過去企業可能過度地注重經濟績效，近年來，包括以后我們也會越來越關注社會績效、環境績效，人力資源也是，以前只是單純地分析人的動作，想怎么提高生產力，以后也會逐漸引入綠色人力資源管理、低碳人力資源管理、可持續人力資源管理，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認同感，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在我們中心發布報告的搜集過程中也發現了越來越多的企業進行了低碳實踐，進行了低碳人力資源管理，也就是說招募的時候，他就會招聘和企業價值觀相同的一些員工，比如招聘一些綠色價值觀、低碳價值觀的員工，在培訓的時候企業也會進行一些綠色低碳的培訓，培養員工的一些低碳能力，給他們灌輸這種低碳思想，在績效考核方面也逐漸地把碳績效納入到他的評級，激勵員工進行碳中和。所以展望2060，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進行低碳管理，形成了企業自己的低碳文化，使員工不僅在工作崗位中能夠為低碳付諸行動，在實際生活中，他們也會自覺履行，共同推動我國生態目標的實現。
邢哲銘：
接下來我們更加聚焦地針對每一位嘉賓來進行一些比較深入的提問，首先還是問一下劉會長，您作為環保志愿者協會的榮譽會長，帶領了很多的志愿者，包括社會力量來支持環保工作，在這里面，有哪些成績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又有哪些挑戰？因為要動員很多力量，包括志愿者的力量，他們很多情況下是不求回報的，要共同地去解決一些環境、環保上面的問題，在這里面有哪些挑戰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劉文化：
在2000年的時候我是不太懂環境保護的，是西工大的一個大學生要讓我創作100幅環境保護的作品。當時我對環境保護的認知是非常淺薄的。我就覺得我把孩子的畫教好就好了，但是我并沒有去研究教畫畫之后它之后的社會功能是什么？后來，才明白了這個大學生要我們畫的是什么，我們就趕快組織人大量地研究教學。
2000年的時候3月份有一個會在北京開，叫國際地球日的啟動會議，我一看，這么多人做環境保護，我就大量的趕快看環境保護的書，才明白了環境保護的真正含義，才明白了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公眾本應該承擔的責任，但是我們只在要求權利的過程中忽略了我們的責任和義務。
所以我們大量地進行教學改革，形成了我們單位的第一批的環境教育的教材改革，也成為了北大和生態環境部去做全國6個試點地區影像拍攝的點。我們又把朱鹮保護站里的專家請到現場，還請了很多媒體，開始大量的創新。
2002年我就獲得了國家的地球獎，更加明晰了自己的責任，后來又跟朱镕基總理到了南非約翰內斯堡去開了人類的第三次環境會議，我那時候就一下子下定決心，環境保護就應該成為我的終生事業，而不應該是重新選擇的一個事業。
成立這個協會，我們一做就是十年，這十年中間我們差不多引進了7000多萬的善款為10個地市的很多社區、校園帶來了很多不一樣的項目。
第二個，我們引進了現在已經25年的殼牌支持的美境行動，美源于心，境成于行，就是殼牌先進的社會責任理念，讓我們看到了全球500強翹楚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過程中它的那一份濃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它的先進性的探索給了我們很了不起的啟示，美境行動不單純是一個讓孩子去參與環境保護的公益項目。它系讓孩子自發地去關注身邊的環境問題，同時用STEM（工程、數學、技術、科學）的方式來研究你的區域的環境問題、你家里的環境，或者你周邊的環境問題對環境造成了什么樣的危害，你會用什么樣的工程、技術、數學知識來解決，把以前做環境保護拍腦袋想一出是一出的那種過度情感化的環境保護剔除，把自己的觀念的轉變變成一個可測量的東西。
我們當時把這個項目引進到這個學校的時候，學校的老師是語文老師，他說“老師，你讓我寫東西可以，讓我搞環境保護，我弄不了”，我說“你一定能行，因為你承擔的那個角色很重要，你不做了，這個學校就不會用科學的態度去做，還是想拍腦袋，環境保護口號、唱歌、跳舞，喊到最后環境保護沒有落實的方法”。所以2022年我們陜西一個鄉村里面、大山里的老師輔導的一個學生的減碳方案獲得了一等獎。
北京兩個一等獎，上海兩個一等獎，第五個一等獎就是我們陜西的，給我們基層的老師提供了超級能量，讓他看到希望，就是2060不是有錢人的2060，也不是有權人的2060，是每個人的2060，所以我們把這個項目帶入基層，讓基層的老師去培養我們2060的接班人的時候，其實我看到的是2060的馬路，應該是我們孩子設計出的，是一個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吸收光能、釋放動能的一個更加了不起的高速公路，而不是現在用水泥鋪成的。
我們在暢想2060的時候，孩子們設計了一個特別大的吸收二氧化碳的溫室氣體的吸碳機，它大量地吸收碳，我說你吸收這個碳，這個碳以后怎么辦？他說，吸收了以后可以出去做飯，還可以烤羊肉串，用吸收的二氧化碳制成非常好的能源，變成烤串的熱能，就不會釋放有煙的物質，更重要的是烤出來的烤串是不會有致癌物質的。
我們今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啟動了西安市一個公益項目，叫“藍天衛士”。我們走進社區，有兩個主攻方向，一個是“校園”，因為“121”工程的對象就是我們地球生存的環境；第二個是兩個“群體”，我們管住孩子，我們啟發他，用先進的教育理念，不是灌輸，而是點燃他內在的敬畏自然的那一份熱情。我覺得環境教育的本質不是用技術去夯實一個一個的壁壘，而應該是用那一份無與倫比的情感，讓他跟自然發生的情感，是我作為一個地球兒女、自然之子應該為保護這個鮮活的自然貢獻一個人的道德基準和管理我們的行為習慣養成。然后是孩子帶動父母，讓社區的每個人感受到環境保護不是國家強迫我，不是法治在管制我，而是我應該產生一份高品質的能量，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環境污染的制造者，也一定是環境污染的受害者，更應該是環境污染的治理者，在法治保證、科技支撐的這樣一個道德約束的情況下，讓每個人的愛、綠色的愛、鮮活的愛去管理自己，而不是控制自己的生活，要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加游刃有余，充滿了魅力與能量。
邢哲銘：
我們把話筒交給趙亮，因為空氣俠從2014年成立到現在，明年就是第10年了，你們和一幫關心空氣問題的志愿者集合在一起，積極地參與了汾渭平原地區大氣污染防治的行動，跟很多污染企業可以說是斗智斗勇。我想問一個問題，你們作為一個志愿者的組織，跟當地的環境部門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另外當地的官員怎么看待你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一些問題或者是否遇到一些挑戰？
趙亮：
在相當多的時間里面，我們始終認為這個“俠”不是名詞，而是動詞，意味著當我們看到身邊的環境污染問題，我們路過的時候發現一個煙囪在冒煙，類似這種環境問題，我們首先能做到的是舉起我們的手機來拍照、記錄，通過一些渠道來向相關部門反饋。我們發現身邊的環境問題的時候，我們不是旁觀者，不是看見就走開，我們更應該主動地去盡自己所能去做一些行動。
2014年到現在我們更多的調研是在工礦企業周邊，包括排放量比較大的地方，甚至是一些山區里面，到現在來說，全國應該有28個省份、超過120個城市都有我們的腳印，那就是足跡。很多問題是大家都能看見的，但是我們不光是把問題看見，而是盡快地通過一些渠道，比如我們把它梳理成報告給到政府部門去督促、去整改，早期直接打12369，因為這個平臺可以快速地記錄下我們反映的問題，它是有追蹤的。
這些問題反映完之后，我們在想我們的目標不是把問題都給歸攏起來。一歸攏之后發現很多問題，但是并不代表所有問題都要把它傳播出來。我們在想這里面有些問題是不是可以歸類，甚至跟相關部門去溝通，所以從最開始我們發現問題就給環保部門打個電話，執法部門去查一下，最終他們發現這個企業有超標排放，處罰倒還好，有些可能直接把一些企業關掉了，早期我們覺得關掉也許污染源就減少了，沒有考慮更多問題。
后來發現幾個企業牽動了更多問題，我們的視角不能只盯著環境問題本身，于是我們的方向也調整了。我們和政府部門、相關部門要協同起來，通過一些專家、多種渠道一起來探討這個問題怎么來緩解，有些問題需要技術的手段，有些需要法治，有些需要公眾參與，需要傳播，每一種工具總有一款適合這樣一個問題的企業，所以后來慢慢變成了從監督者、問題的發現者——有一段時間，媒體報道給空氣俠的標簽，叫“令污染企業聞風喪膽的污染偵探”——早期我們可能是類似這種風格，但是現在我們不希望企業看到空氣俠就撒腿跑了，我們是愿意來溝通的，企業只要愿意打開大門，我們是愿意帶著我們的志愿者、專家老師一起去跟企業坐下來談、溝通治理的方案是什么，從過去的監督問題轉向幫助企業梳理問題、識別問題，進而鏈接到一些資源幫助企業改進問題、改善問題。我們現在跟一些企業互動得比較好了，已經變成了有點叫幫扶的感覺，我們其實是助力企業更好地發展，這是我們的目標，因為企業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了，污染降低了，碳排放也削減了，這可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道路，所以我們的目標從來不是把企業關掉。
邢哲銘：
空氣俠的生態里面有多少位俠客呢？
趙亮：
空氣俠最早是2014年在北京發起，早期在北京，包括在整個大北方應該都有我們調研的痕跡，累積下來，這些城市加起來，活躍的志愿者超過100人，具體數量沒有統計，加上跟我們合作的騎行俱樂部的人，加起來超過500人肯定是有了，更活躍的，至少在西安周邊有30多位。
邢哲銘：
所以你們應該整理一個志愿者臺賬，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保志愿者的資產。
我也給大家分享一下空氣俠在過去五年來他們憑借著綠色工廠的共創，中央生態環保督察機等機制積極地參與了汾渭平原地區大氣污染防治的行動，他們累計已經推動了超過600多個環境案例的整改，撬動了大概有15億人民幣的環保治理的投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們覺得應該給這些俠客們鼓掌、點贊！
我們把話筒交給侯明輝，您來自南方周末，一直在進行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和高質量發展這樣議題的研究，我想問您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尤其是在疫情過程當中，您有沒有看到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一些變化，您覺得誘發這些變化的原因有哪些呢？
侯明輝：
我這邊記錄了一組數據，用我們的調研數據向大家匯報一下我們這幾年觀察到的情況，因為我們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調研從2003年開始，到今年是20周年，我覺得這個數據還是具有一定的可觀測性。
我們去年的調研有這么幾組數據可以說明中國企業近幾年在社會責任方面的一些變化，去年的調研顯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上榜企業的社會責任平均得分是55.25分，這個得分比上一年度是提高的，提高的原因主要是企業在研發投入、員工責任和治理方面的投入相比以往都加強了，比如可能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建立了社會責任的組織架構，現在很多企業在建CSR或者ESG委員會，近六成的企業發布了CSR的報告，還有超過三成的企業有CSR方面的規劃，我想這些都是比較好的變化。
這些變化發生的原因肯定是各方合力的一個結果，大的方面，這幾年盡管疫情對企業有不利的影響，但是這幾年，比如這五年，甚至這十年，我們看到國家在政策層面跟社會責任相關議題的法規，比如環境保護、勞動法、慈善法，很多法律法規還是在逐漸地完善。在我們社會責任領域，一些政府部門也在倡導，比如國務院國資委建立社會責任局，央企發揮帶頭作用，所以從頂層有政府的推動，行業組織，像孫燁老師分享的這樣的平臺，還有很多協會他們也在做行業的推動，不管是研究行業的評價標準還是信息披露的標準，對行業的社會責任都是有推動作用的。另外，還有重要的第三方組織，像空氣俠，還有媒體，在觀測、監督這些方面無疑也是發揮了作用，所以我覺得好的變化還是明顯的。
邢哲銘：
因為大家都在講說從CSR現在到了ESG，其中的一個變化有哪些，不變的又是哪些，因為有很多人說這會不會新瓶裝舊酒的拿了一個新概念？我剛才想說2060可能又出現了一個超越ESG的概念，可能那個時候ESG又迭代了不知道多少個版本，所以我也想請問一下侯明輝，在這個層面上，您覺得CSR、ESG這個層面上的一些變化是什么？
侯明輝：
您提的這個問題，我理解，但是這里面我首先想說的是從什么到什么，在學術或者在理論學界沒有發生這樣的變化，比如從CSR到ESG，因為ESG這個概念也很早就出現了，現在一般說的就會追到2004年，全球契約組織那時候的一個倡議，CSR概念出現得更早，至少這十年來，這兩個概念都是同時存在的，沒有誰替代誰，但是確實一個現象。在公共討論當中和企業層面，我們確實發現近兩年討論ESG的聲音多了，包括論壇、會議、研究、信披的標準等等。
邢哲銘：
甚至有些公司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直接升級成了ESG報告。
侯明輝：
對。這些現象的出現，可能是您提的這個問題的關鍵。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首先是大家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有誤差，首先我們要去區分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和聯系，有區別的東西往往是有聯系的。
籠統地來講，CSR更強調企業的外部貢獻，當然也強調內部影響的控制。經典的概念大概是說企業通過透明和道德行為，對自身決策和運營過程中，對社會和環境產生的影響負責。首先它要控制自己的影響，但它更多強調外部的貢獻，顧名思義我們也能聽出來。
ESG更多是強調對風險的控制，它的緣起是從投資的角度，讓投資人更綜合地去評估一家企業或者標的物的發展前景。我覺得籠統地講這是首要的兩個最大的區別。我們有一位智庫專家，曾經發表過這樣的觀點，說CSR拯救世界，ESG拯救商業本身，雖然它比較口號，但是能明顯概括兩者的區別，這是一點。
從兩個范圍來說我自己認為CSR肯定比ESG的范圍要更廣。一是從投資的層面，以前國內的投資對ESG的要素或者這個理念是不太重視的，這幾年也是隨著CSR概念的深入，再反映到投資市場、投資人、投資機構開始對ESG能有比較好的接受。
其次，大家對CSR領域一直存在的問題，難以評估、衡量，有一些模糊的說不清的東西，這個時候ESG就展現出了它的優勢，我們現在看到港交所或其他機構給出的指標、評價、體系等等，它的特點是量化的，而且很多指標都可以跟財務直接關聯，所以它更方便企業來接受。
邢哲銘：
我們也服務了很多企業，在服務過程中，突然發現，今年怎么不做CSR報告了？然后不僅做了ESG報告，還要把它傳播出去。我剛才為什么提到“新瓶舊酒”的感覺，其實報告本身的架構沒有發生什么變化，是用了新的框架給它重新框了一遍，但是我有點感覺，因為熱點、因為這樣一個議題被關注，才被帶動著去做這件事情，有時候會發現有些企業不管是大還是小，可能在過程中并沒有仔細思考做這件事情的戰略內核是什么，或者資源稟賦是什么。有的時候真的是為這個市場或者環境所影響而不得不去做的一些行為，您剛才的這個回答給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鑒。
剛才我們一直提到3060，“30”是碳達峰，“60”是碳中和。我們也想聽幾位專家，還有同學、博士生，在整個3060的進程當中，從你們的視角觀察到了哪些非常大的挑戰，以及這些挑戰有沒有可以去給大家提供的解決方案？
劉文化：
剛剛說，我當老師的時候只懂把孩子教好。拿獎拿多了之后，我就會想，“我到底為什么要讓他拿獎？”參與了環境保護之后，我懂得了責任和使命。
剛才說到3060的時候，碳達峰、碳中和，我們從中間要找到人的感覺，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工業文明讓人類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尤其是在現代的社會背景下、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很多人都迷失了自己或者重新創造了自己。
首先不要改變別人，每個人是在塑造自己，你要呈現你自己生命中的那份價值，在減碳過程中你可以做什么，在你的崗位上可以做什么，你先想明白了，這是最重要的。但往往我們知道，人的一生中最難改變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我作為一個老師，怎么去改變自己，塑造良好的職業形象？
第二，我有大量的時間去做好我的社會工作，我們出臺了一套對孩子的、家長非常重要的，即兩個“121”行動的具體標準，比方我們以前說環境保護，少一個塑料袋都挺好，怎么樣量化。今天的很多專家、學者、企業高管，給了我很多的啟示是如何量化，如何把你的情感變成可視的、可量化的、可推廣、可評估的、可測量的。我們會有一些簡單的方法，讓孩子、讓家長去形成綠色家庭的標準，不要讓社會上再動用太強大的社會資源。作為家庭，作為地球的子女，作為公民的一員，如何呈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何呈現文明建設，從自己個體建設，不要說大話。
一周下來我的電少用了多少，要評估你的電怎么樣來下來的，讓孩子做應用題，不要再做奧數題，家庭的綠色建設中間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利益相關方是數學老師，數學老師怎么樣把減碳的行動，作為跟他去分享他的應用題。
邢哲銘：
作為課程體系和作業，甚至考核。從宏觀回到微觀，回到日常生活中，回到社會組織的微觀單元中。
劉文化：
我們不叫作業，叫探索與行動。我沒有能力像專家能建立決策、執行標準。作為一名普通教師，應該在孩子的行為養成中，把2060的故事在他現在的行為養成里面探索。比如，你在螞蟻金服里種樹了沒有？你跟爸爸媽媽的種樹計劃是什么？這是虛擬的。
第二是你跟鄰居、小伙伴在現實生活中種了幾盆花，花的氧的釋放量是多少？二氧化碳的吸收量是多少？我們用這些點點滴滴、能影響人行為改變的方式，去影響其價值改變，而不是價值觀的形成，不是強迫他。
我相信在未來，在我們國家、政府的強有力推動，學者不斷進行的案例研發和企業各種各樣的標準形成過程中，我們會培養一批充滿了生命力和責任感的生命。相信2060年的時候，現在在我們課桌前，但屆時已經成為那個時代、人類社會中堅力量的時候，相信他們對碳的意識，不是被強迫的，而是發自內心的。
我也想說我們另外一個獲獎。我現在每年都能在環保部的平臺上獲一等獎甚至特等獎，有一點是老師、校長真的不會，經過跟他不斷交流、不斷談心，他們有一個項目在前年也獲得了一等獎，是把他們學校給孩子炸完了丸子的食品油，進行廢油回收，做成了肥皂，獲得了一等獎。
這一個活生生的環境教育、青少年的環境教育案例告訴我們：教育不是成功者或智者的給予，而是把平等意識、三公原則，在孩子的成長教育中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方式，潤物細無聲地遞送到孩子身邊，讓政府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在推動，讓每個教育工作者、每個成人，潤物細無聲地用愛的方式去滋潤孩子的過程，把孩子培養成敬畏自然，而不是害怕自然、不敢面對2060年的新生命，讓最鮮活的生命去擁抱最有溫度的世界。
趙亮：
從我們關注的領域說說。
第一是挑戰，現在有個很重大的挑戰是很多地方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但從區域來看，比如所在的陜西、內蒙、山西屬于能源大省，他們向東部發達地區提供了清潔電力，但把碳排放和污染都留在了當地，這就涉及區域補償問題，以前有生態補償，有沒有碳補償的機制？那些東部率先發展起來，率先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地方，能不能跟中西部形成結對的關系、形成協同的作用，我認為這是一個挑戰。
第二從能源角度來說，傳統的都是用煤發電，在能源保供、能源安全方面依然發揮著“壓艙石”的作用，在短期內可能不可替代，但依然要看到風、光、可再生能源、生物質等很多新興能源、新興電力，這些能不能補充進來。在一個區域內，這些之間能不能協同起來，也是一個挑戰，多種能源的互補。
另外從交通領域來說，現在低碳出行、低碳交通，這個結構也在發生變化，但從公共端，剛剛劉老師也提到一點，回歸到個體消費者的層面，我們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這可能是原動力，但短期內看不到太明顯的改變，但這是持久的動力、終極的動力。這一塊，我們可以發揮更多的作用，我們最近我們也在做公眾的科普和倡導，從衣食住行到應對氣候變化，它跟我們是密切關聯起來的，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低碳、越來越簡單，那我們的生活就會變得越來越美好。
侯明輝：
關于2060年的挑戰。我比較認同學信院長在演講時說的一句話，我也是這樣想的，因為對我們來說“一切才剛剛開始”，國家立了“3060”的flag，我們的目標肯定是，到2060年努力實現碳中和目標，有37年的時間，將近40年的時間，我們這幾年做的工作都才剛剛開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后面只能說六個字：挑戰大、困難多，各方面的都有。
但我們既要遠處的著眼、也要近處的著手，作為外部觀察機構來說，當下有些具體工作是可以做的，也是重要的基礎工作。前面演講嘉賓提到，關于碳信息的披露，我認為這一點是未來，本身它也是基礎的工作。企業的技術、工藝，這些問題企業最了解，外部機構去做觀察、監督、比較分析的時候，我們是要依賴企業的透明運營、透明度，在碳信息方面，這個工作是企業當前可以做的，目前來看也的確面臨著挑戰，因為要披露，前提是如西北工業大學老師所說的要“確碳”，要把這個確定，這本身就存在困難。
雖然存在困難，但仍然可以找到能前進的方法或者階段，范圍2、范圍3不好確定，至少可以把范圍1確定了；或者范圍1今年核查確定沒有完全覆蓋，那明年能不能把它核查的范圍給100%覆蓋掉，這是有步驟可循、是可以做的。
信息披露方面，過往的調研也顯示，很多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都有相應的舉措，去年我們調研有八成企業，但在具體披露碳行動路徑的企業數量就很少，我覺得這個工作是當前立即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一項基礎且重要的工作。
郭文卓：
我覺得有兩個點應該關注一下。第一是雙碳目標已經定好了，是需要有監督機制去監督目標的進展狀況。第二雖然關注環境，也需要在環境和經濟之間找到均衡，確保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戴晗玥：
從企業比較微觀的視角來說，我們的報告顯示很多企業已經意識到國家雙碳政策非常重要，但卻得分比較低，我覺得有兩方面。第一是企業現在不敢去做；第二企業敢做了，但卻不知道如何去做。
“不敢做”是因為低碳確實會導致短期轉型的陣痛，比如企業要改變生產流程、淘汰落后高污染機械以及高污染企業還要進行裁員，我認為企業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目標，因為各行業都不一樣，每個企業的實際情況也不一樣，可以在我國3060目標的情況下，劃分出自己的小目標進行動態的調整，不要一下就樹立一個很遠大的目標。
第二企業敢做了，但現在卻不知何如何做。他們可能面臨技術卡脖子問題或者缺少低碳專業型人才，我國現在在大力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教育部也出臺一系列碳達峰、碳中和人才教育培養體系，各個院校也成立碳中和學院，形成“低碳+”的專業培養模式，相信未來會有更加多的產學研合作，一方面給企業提供專業人才；另一方面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真正服務國家戰略需求。
邢哲銘：
簡單算了一下，從現在往后看37年，是2060年。但大家算一算，往前倒37年是1986年。從1986年到現在，這37年可謂是我們國家、我們的世界有了巨大的變化。單純按照這樣的時間效率或者變化的速度來看，我們的想象力是限制住了對于2060年的想象。就像劉老師講的，特別希望未來能夠讓充滿想象力的小朋友把他們的畫作拿到西北工業大學的專家、工程師面前，可能最狂野的想象是有技術解決方案的。
特別感謝5位專家學者帶來今天的精彩分享，我想，遙遠而美好的2060不在四十年后，而開始于每一個當下。我們今天的每一次消費選擇，每一次減排努力，每一個碳中和承諾，每一次分歧的產生或共識的達成，都是讓我們更好實現2060年的未來，都是在構筑通往2060的路。前方是急流險灘還是大道坦途，答案就在在座的各位的手里。
感謝大家的時間，我們一起完成了今天的論壇。我也借此向大家預告，南方周末第二屆ESG發展論壇和第十五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將于2023年的7月27日和28日在廣州舉行。歡迎大家繼續關注和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