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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病人可以得到像我一樣成功的藥物治療，HIV對壽命就沒有直接的影響。我想我能活到70、75，也許80歲

1997年10月21日早晨，從高等法院的公共休息室走向自己的辦公室時，平時不費力氣的兩層樓梯成了南非法官埃德溫·卡梅?。‥dwin Cameron）的生理極限：

我的所有體力都在兩腿間耗光了，大汗淋漓。肺腔里好像也注滿了水，口干舌燥。沒有痛感，只有揮之不去的疲勞。

還有恐懼。

這是卡梅隆在自傳體著作《艾滋證人》中的追憶。

靠在墻邊休息時，對自己的身體了如指掌的卡梅隆知道，一刻也不能拖了，下午他就得去找醫生。盡管醫生將要告訴他什么他心知肚明——在他體內潛伏多年的艾滋病毒發作了。

“我在此宣布我是艾滋病人”

1986年，一次同性性接觸使年輕的卡梅隆感染了HIV病毒。那一年12月19日下午3點，醫生給他打來了電話。通話時間很短，消息卻是令人震驚的?？仿「械綉嵟?ldquo;沒有預兆，沒有計劃，沒有要求，也沒有征得我的同意，對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致命打擊我毫無準備。……他好歹也該斟酌一番，怎么樣讓我知道、讓我接受才比較合適。”

那晚，他獨自去了約翰內斯堡鬧市區的一間酒吧。他想買醉，卻只換來無比清晰的刺痛感。他從未覺得自己如此無力。

1980年代，人類剛剛發現艾滋病，視之為不治之癥。33歲、前程似錦的南非人埃德溫·卡梅隆就這樣被“宣判”了。“我要死了”——他擺脫不了這個念頭。漫長的煎熬就此啟程 ：開始是種種“類AIDS體征”接踵而來，如胸部感染、喉嚨疼痛等；媒體對艾滋病死亡率的悲觀報道加劇了他的恐懼感——盡管實際上他的病11年后才發作。

從那天起，長達數年的時間里卡梅隆默默承受著這個不可為外人道的事實。后來他慢慢地告知密友和家人。但他有所保留：“真正的病因我沒有說。‘AIDS’這個詞還是太大，太可怕，太意味深長，太——終極了。”

艾滋病毒大規模傳播最初是在北美，但目前感染者最多、發病率最高的地方是貧困的非洲。今天，約有3000萬非洲人攜帶HIV病毒或已經成為艾滋病患者。南非的感染者占總人口的11%到12%。

1986年8月，南非礦業商會組織公布了30萬男礦工的驗血結果，其中約800名感染了HIV。這800名礦工被逐回原籍。

這次事件激起卡梅隆為艾滋病毒感染者爭取勞工權益的沖動。從那時起他過起了“雙面生活”：公開場合他是為弱勢群體奔走的人權律師，私下里他也和艾滋病毒朝夕相處。同偏見和不公抗爭的同時，卡梅隆也在和自己靈魂深處的羞恥感較量。他意識到，歧視不僅來自無知，來自社會習俗，也來自深受其害的感染者自身。

卡梅隆家有位30多歲的園丁Gladwell（化名），經過8年相處，他們早就親如家人。2000年底卡梅隆注意到Gladwell的身體變差了，問他是否去看過醫生。Gladwell堅持說這只是肺結核。但幾個月過去，Gladwell吃的“藥片”沒起絲毫作用。

此后卡梅隆因公搬家。半年多后他得知消息：Gladwell已在老家津巴布韋去世。他寧愿死，也不接受卡梅隆的幫助。對他而言，得艾滋病的恥辱遠比疾病本身和隨之而來的死亡難以面對。

當時很多人羞于承認自己感染或患病的事實，包括卡梅隆本人。這種煎熬到1998年才告一段落。那年圣誕節，36歲的南非婦女Gugu Dlamini因在電臺公開自己是HIV感染者被社區同胞用亂石和尖刀襲擊，不幸去世。3個月后，卡梅隆終于決定告訴世人：我也是一個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