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避現代認知框架的陷阱：讀葛兆光老師序言有感
以現代政治學眼光來重新審視古代思想，前提是不能無視各種概念體系的歷史語義場和語義關系，不能削足適履。
責任編輯：劉小磊
包剛升著作兩種。
還沒來得及拜讀包剛升老師的新書《儒法道：早期中國的政治想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僅讀了葛兆光老師的序，便覺得這本書一定很有意思。
我讀過包剛升的《政治學通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和他寫的有關民主的著作，我不治政治學，興趣在話語分析，因而所謂的讀，也就是出于對政治學話語，尤其是術語認知演變和話語呈現的好奇隨手翻翻的淺表性閱讀而已。包剛升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問題意識絕對是一流的。正因為讀了他的《政治學通識》，更對他的這本新書充滿了期待，不過也對葛老師序里的說法有了點雜亂的想法。
葛老師對包剛升從現代政治學角度切入古代思想史的做法是肯定的，認為這是在促進西方理論和東方思想的對話。他認為用現代政治學眼光來重新審視古代思想還是有意義的。這我完全同意，只是我覺得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一定得避開現代認知框架的陷阱。認知框架有許多作用，其中一個是William James所謂的“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選擇性注意的一個后果會使我們過度注意被觀察物體的相似或相悖之處，無視兩者的根本差異或相同。
舉一個例子。包剛升在《政治學通識》里介紹中國政治觀時說到了三個不同的政治觀，一個是近代的，一個是古代的，還有一個蘇聯模式的，即階級統治，這個姑且不談。用包剛升的話，在古代的政治觀里，“政治”“最通用的理解是指君主及其大臣統治國家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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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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