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漢學家葉果夫

2012年，本文作者張福生與葉果夫（圖左）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辦公室合影。（作者提供/圖）

俄羅斯漢學家葉果夫（Игорь A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горов）去世了。他比我還小一歲，1953年生人，不到七十就走了，按我們中國人的觀念，有點早，大概他日子過得不順心，又長期熬夜搞翻譯，弄壞了身體。作協的朋友劉憲平先生告訴我，他患有糖尿病，很嚴重，都到了快要截肢的程度。

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葉果夫算得上是一位頗有貢獻的人物。首先他作為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的中文編輯，為介紹中國文學在蘇聯、后來是在俄羅斯出版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幾十年如一日。其次他作為一名俄羅斯漢學家，翻譯過茅盾等“五四”時期一些作家的作品，后來將主要精力放在中國當代文學上，譯介的作家包括蘇童、余華、莫言、畢飛宇等。他也翻譯過一些英語作品，不過，用他自己的話講，是為了掙稿費，養活他翻譯喜歡熱愛的中國文學。

對于我來說，葉果夫是我工作上的同行，在業務上，我們可以為對方提供切實有用的幫助，解決書稿上的問題。同時我們也是可以敞開心扉，交流思想的朋友，盡管在某些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有時不大一致，甚至針鋒相對。

1990年代葉果夫初訪北京時合影。（作者提供/圖）

北京十日

我和葉果夫初次見面是在1990年3月，他作為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列寧格勒分社的中文編輯來我所工作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訪問。那時，中蘇關系剛剛開始正?；?。記得1982年我責編的《拉斯普京小說選》出版后，應蘇聯使館要求送作者幾本贈書。我按規定將贈書送到外交部，經他們轉交給蘇聯使館。2006年拉斯普京來北京外國語大學開會，他告訴我，只是聽說中國出版了他的一本小說集，但從沒見過。1984年肖洛霍夫去世，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的孫美玲研究員寫了一則短消息，也沒有地方刊登。出版界也是如此，直到1986年、1987年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才實現了互訪。1989年，我社的老一輩編輯孫繩武、蔣路、許磊然、陳斯庸、盧永福訪問蘇聯時，也曾到過他們出版社。這次他們來訪十天，正式會談項目由老同志程文先生做翻譯，我只負責陪同他們外出游覽購物，所以大家還比較放松隨便，有說有笑，我已經沒有了八十年代初期去蘇聯使館時的那種緊張。

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這次訪問來了四名編輯：外國文學編輯室主任克里莫娃，英語編輯；中文編輯雅羅斯拉夫斯基，是位六十開外的老同志，翻譯過許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俄文版《金瓶梅》里的詩就是他譯的；還有尤拉·伊利亞欣，年輕的中文編輯，1984年曾以塔斯社記者的身份來過中國，改革開放后他在中國辦了一個公司，出版《手遞手》報紙。這三個人都是莫斯科總社的，而葉果夫來自列寧格勒分社，名片上寫的是編輯室主任?？礃幼铀c總社的三位并不很熟悉，所以我對他多了一些照顧，陪他聊天的時間長一些。

談話中我了解到，葉果夫和尤拉與我開始學習對方語言的時間都是在“珍寶島事件”之后不久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那時學習對方語言的目的不言而喻，各自心知肚明。我告訴葉果夫，1969年我是知青，所在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駐地距離珍寶島只有九十五公里。他聽了吃驚地睜大眼睛。我繼續對他說：當年連隊里有位老高中每天早課都教大家說俄語，記得我學的第一句是：“舉起手來！”他先是一怔，愣了片刻，但馬上機敏地用中文回答道：“繳槍不殺！”我倆都笑了。

那十天，我和葉果夫接觸較多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倆的口語水平相當，都磕磕巴巴的，誰也不會笑話誰。尤拉1984年做記者時駐過北京，我在使館見過他，聽、說能力都在我們之上。我和葉果夫交談，他搶著說中文，我搶著說俄語，實在不明白的時候才說各自的語言，好像都怕失去鍛煉的機會吃了虧。葉果夫是個靦腆的人，見到我們的老同志都害羞臉紅，講話悄聲細語，舉止文雅，很有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