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式太太”與“新女性”:香港作家筆下的五四婚姻與女性命運
孔慧怡認為,曹珮聲的境遇正表現了新舊文化的爭持,新女性與愛戀的對象,往往把持不住生命的羅盤,眼光雖投向新世界,腳下卻被舊傳統營造的現實絆住。
“一位上海學者陪我到魯迅故居,站在門外時,他說:這也是許廣平故居?!?/blockquote>責任編輯:李慕琰
林徽因是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筑學家。她病危時,提出要見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二人最終見面。
一個世紀前,英國東南部一座平淡如水的村莊見證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村子名叫沙士頓,事件主角是兩個年輕的中國人。
男生在美英留學已兩年多,女生幾個星期前才離開中國一個保守的小鎮;男生在劍橋大學當旁聽生,女生只學過幾個星期的基礎日用英語;男生一心想做新時代先鋒,一鳴驚人,女生只希望適應異國生活,有機會學點新知識;男生戀上了一個出身維新家庭、當時在英國念書的女孩,女生到達倫敦不久,就隱約察覺丈夫另有意中人,但還是盼望一直把自己視為“土包子”的丈夫可以和自己多些溝通。
這對夫妻是徐志摩與張幼儀。
1921年9月,張幼儀被公婆送到英國不滿九個月,徐志摩突然提出離婚,一星期后不辭而別,拋下已懷孕三個多月的她。
2001年6月,香港學者、作家孔慧怡途經沙士頓,小鎮的規模擴大,舊房子都已拆掉,但實用乏味的氣質并無變化。她當時想:20世紀初一個年輕中國女子的掙扎,就埋藏在這個不起眼的地方。
事后,她又想:其實中國女子的故事又豈埋藏在一兩個地方呢?這個念頭最終演化成一本書。
中國婦女運動肇始于1880年代,提出兩大口號“反纏足”和“興女學”。當時不論維新派還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認定自強乃救國之本,于是把婦女問題列入社會改革議程。此時,對女性的期許仍局限于賢妻良母,她們在體力和心智方面雖較先輩有了很大發展,但仍只是為了履行傳統家庭中的角色。
新文化運動打破了傳統家庭長幼尊卑的運作模式,爭取個人和個性解放。這一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種自由獨立的理想女性形象。能夠稱得上人格獨立的“五四”新女性,需符合幾項條件:在新式學堂受教育;畢業后有一份職業;婚姻自主;參與公眾生活。
這其中,受教育是基礎。對于已經成年的女性來說,她們無法爭取新式教育機會,于是在劇變時代里,被打上落伍、封建的標簽。
孔慧怡希望打破這種簡單的標簽式劃分,“探討能否以公允的態度重估五四時代的女性,能否從她們的角度平實地看她們面對的世界”。在《五四婚姻》中,她一反男性中心的傳記傳統,將筆尖朝向朱安、許廣平、江冬秀、曹珮聲、張幼儀、陸小曼、林徽因七位女性,力圖通過她們的平生境遇,探討當時女子面對的實際問題,描繪出變革時期下中國女性的各種面貌。
“逃婚”風潮
無論新文化運動,還是新女性觀念,都有著同樣的核心問題:婚姻自主和離婚。由于大多數青年當時已踏入包辦婚姻,因此掀起“逃婚”風潮——青年男子為擺脫舊式太太,只身離家開啟新生活。據1922年的婦女刊物報道,河南省被新青年拋棄的舊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殺收場。
新文化時期的婚姻現實和離婚狀況是一面鏡子,反映了劇變中的社會規范如何影響不同背景的女性,她們在變革的大潮中又如何自處。
孔慧怡寫朱安,希望“為一代飽嘗劫難、有口難言的女性尋覓她們的聲音”。魯迅開展第二段婚姻生活的同時,在經濟上和名義上沒有拋棄第一任妻子朱安,然而,朱安受到的打擊是感情和精神層面的。她還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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