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為何再三邀請他北上?陶福祥與張之洞的“嶺學流傳中原”計劃

學海堂繼承了清代經史的正統,又有不少弟子兼擅實學,這是他們受張之洞重用的主要因素。

責任編輯:劉小磊

陶福祥畫像。(采自《清代學者像傳》/圖)

張之洞督鄂初期,提出“嶺學流傳中原”說,以此吸引廣東學海堂的學人北上,他特別看重的是嶺南大儒陳澧的弟子陶福祥(字春海)。阮元督粵創立學海堂,清中期以后,“嶺學”地位迅速崛起。學海堂不設山長,選舉多個學者擔任“學長”,張維屏、譚瑩、朱次琦、陳澧、鄒伯奇等均曾充任學長。光緒七年(1881),兩廣總督張樹聲上奏,請朝廷給朱次琦、陳澧兩位嶺南大儒“量加褒異”,兩人均獲賜“五品卿銜”。張之洞督粵期間,創辦廣雅書院,目的之一是傳承學海堂學術。

學海堂注重“樸學”,番禺人陳澧繼承光大了阮元的學術傳統。乾嘉學者注重考據,官方意識形態則推崇朱子,形成漢學(考據)與宋學(義理)的對立。陳澧順應時勢,提出“調和漢宋”的口號,“調和論”逐漸為主流所肯定。張之洞1898年作《勸學篇》強調“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也是一種“調和論”,在思想方法上與陳澧一脈相承。

陳澧的《東塾讀書記》曾風靡海內。文廷式引翁同龢言稱,光緒帝案頭“置此書,日加披覽”。張之洞門生袁昶,在日記中多次表達對陳澧的欽服。光緒七年,袁昶“閱陳先生《東塾讀書記》,所言皆閎深平實可行,此今之安定胡先生也”。安定胡先生,即宋代名儒胡瑗。光緒十四年(1888),袁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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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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