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艷：至高無上的幸福
“在這個混沌的時代里，作為一個當事者，記錄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并以此作為自己曾經活過的證明，這確實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幸福?！?/blockquote>
在這個混沌的時代里，作為一個當事者，記錄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并以此作為自己曾經活過的證明，這確實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幸福“一個最原始的動機，就是我反復強調的，經由拍電影來描寫人的心靈。在描寫心靈的同時，和活在同時代的人們共同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難斗爭的勇氣，分享活著的樂趣和活下去的美好。再進一步講，還要把這些都真實地告訴我們下一代的孩子們，現在這個時代是個什么樣子。”這是小川紳介，一代紀錄片大師、一位超級“說客”，他眼里的紀錄片工作的使命。
2007年10月，“遭遇”小川14年后，馮艷翻譯的小川演講談話錄《收割電影——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烦隽撕嗴w中文版。此時她已經“收割”了自己的電影，就在這個月，第10屆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她的作品《秉愛》榮獲了“亞洲新浪潮小川紳介獎”。
追尋幸福的旅程遠沒有結束，半年之后她又去三峽繼續她的故事。她去年的計劃，一個是完成紀錄片《長江邊的女人們》，另一個就是翻譯一本關于紀錄片的書。
有時馮艷會懷念當年“迷茫”的自己。
“那陣兒挺純粹的，呆了好幾個月都不知道要回看一下，不記得自己拍了什么?，F在目的性太強。那些我想得到的東西太輕易地得到了。初期拍東西也許我拍了10個小時，只有20分鐘完整的段落可用?，F在一切都來得太順利了，特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兒。”
每次從鄉下回來她都覺得特別放松。“因為不用掩飾自己，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在鄉下。為了讓對方更多展現，就會克制自己暴躁的一面或者掩飾自己的觀點。”
到現在還沒放棄拍攝，是因為“我還想知道某些東西、尋找某些東西——自己心靈里缺少的那些東西”。
《收割電影》里，小川紳介導演說，拍紀錄片實際上是拍攝你和對方的關系。
馮艷在她的博客回應：“在這個混沌的時代里，作為一個當事者，記錄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并以此作為自己曾經活過的證明，這確實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幸福。”
張秉愛和熊云建住在用4800元移民補償款買來的工棚里 圖/受訪者提供
1997年10月，小川夫人領我在小川他們種過的稻田里走一走。山形縣牧野村
野中，小川
我原來在日本上學。1992年，一個朋友讓我去東京當翻譯。當時東京有個“亞洲國際報道”，一個攝影師團體，舉辦一個攝影展。他們邀請了吳文光，他剛拍完《流浪北京》，我給他當翻譯，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紀錄片。因為當翻譯，認識了他們那個負責人野中。他有意培養一些亞洲導演，認為在日本看到的亞洲報道都是日本人眼中的亞洲。他對中國感興趣，問我有什么可拍的。我跟新疆大學一個研究哈薩克的老師挺熟的，就帶他去了新疆。
那個老師研究了50年哈薩克的歷史，以前是國民黨的軍官，“文革”受了很多罪。野中拍完他，又拍了他的夫人。老學者在監獄呆了很多年，出來之后就恨不得在有生之年把這研究搞好，很少有時間理他夫人。一有外人去他們家她就特緊張，因為跟她無關，但這些人她還得伺候。野中采訪她聊了6個小時，那天下著大雨，他的手法就是讓她盡情地說。老人說著說著就控制不住了，話題岔開去，說了很多她人生中也許跟這個采訪無關的事，也很有意思。等都說完了，她臉上是如釋重負那種表情。因為她釋放了，頭一次有人聽她說些什么了。
93年的時候，正好有“山形”。他就說，哎呀，咱們一起去看電影，路費住宿啊什么的我給你出。其實是他領我走入這個行業。那陣我是留學生嘛，只拿了一點獎學金生活。那些天在山形看了很多片子，眼都紅了，挺震撼的，從來不知道紀錄片怎么回事兒，去了以后覺得，哎呀，紀錄片比故事片還好看。
為了紀念發起人之一、前一年剛去世的小川紳介，1992年山形影展特別開設了小川紀錄片展映單元。由評論家山根貞男根據小川生前的演講談話編的《收割電影》同時問世。馮艷被小川深深打動，忍不住向來參展的中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郝智強和段錦川講述書里的“紅蜻蜓的故事”。
“有一個單身的老爺爺，這個人上了年紀，還是個酒鬼，走路都搖搖晃晃的。有一次到了割稻子的季節，學生們就去幫老爺爺割稻子。學生們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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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老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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