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憲：逆全球化加深,中國如何應對?｜新金融大會

逆全球化加深，中國如何應對?

南方周末于日前在北京舉辦的首屆新金融大會上，國際金融論壇（IFF)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世界銀行原副行長、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祝憲發表“逆全球化加深，中國如何應對”主題演講時表示，從全球趨勢看，要爭取再全球化的最大可能。一方面，改革全球治理體系，尋求效率和公平的再平衡；另一方面，尊重合理訴求是實現再全球化的前提。中國發展則應重視制度性開放。與此同時，要破除GDP中心論，克服軟預算約束，加快要素市場改革。

國際金融論壇（IFF）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世界銀行原副行長、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祝憲

再全球化是最應爭取的結局

祝憲認為，當前全球化進程遇到逆轉的強大壓力，全球經濟前景面臨不確定性。

他回顧歷史時稱，最近一輪大規模經濟全球化浪潮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進入高峰。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生成與擴展存在特殊的時代背景：地緣政治重大變化，以蘇聯解體為標志，冷戰結束釋放和平紅利；科技進步促使相關要素成本大幅度下降。電腦開始在全球普及，互聯網大面積應用，遠距離通訊和運輸技術成熟，集裝箱運輸快速發展等，國際貿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各國實行自由化經濟政策，發展外向型經濟，鼓勵貿易和投資政策相繼出臺，關稅降低，出口導向取代進口替代。

在這種背景下，跨國公司開始大規模全球配置資源，全球產業鏈形成。生產和銷售效率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高?？鐕驹谌蚍秶鷥冗x擇條件好、成本低的地方投資設廠，研發、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分工細化，形成了復雜的全球產業鏈體系。此舉不僅推動了原材料和最終消費品的全球貿易，更加快了中間品和服務的全球流動和交易發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開始融入世界經濟交換，從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發揮比較優勢，向發達國家市場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尤其是中國開始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加入世貿組織后，得益于豐富而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和強大的政府執行力，經濟快速發展。

他認為，全球化帶來經濟繁榮是不可否認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貿易增長超過經濟增長，對參與分工的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都帶來巨大的財富正效應。而中國改革開放恰逢其時。一方面，各地政府提供各種優惠條件吸引外資，另一方面，投資環境不斷完善。充沛、勤奮和有紀律，且成本低廉的勞動力加上政府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國內市場迅速擴大。中國逐漸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首選地，并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工廠。

總體而言，這是一個開放和效率優先的發展模式。但是在這種模式下，也產生了種種問題，今后演變前景充滿了不確定性。從演變可能性而言，將有徹底的去全球化、半全球化和再全球化三種可能性。

他先后分析了這三種可能性。首先是半全球化。當前去全球化力量蔓延，地緣政治進入緊張態勢，全球產業鏈的脆弱性在疫情中充分暴露。這種情況下，全球化市場主體跨國公司不得不調整戰略，效率優先讓渡為安全優先，適當收縮產業鏈，分散風險，但代價則是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公司利益受影響。這是犧牲效率的必然結果，卻是最為現實的選擇。從全球經濟角度看，總要有人為此埋單，大概率最終仍是廣大消費者。

全方位的徹底去全球化發生的可能性不大。當然這是在不發生世界級的大規模軍事沖突和戰爭的前提之下。

而再全球化是最應爭取的結局。但想要促成這種局面難度不小，一方面世界各國必須吸取上一輪全球化的經驗教訓，爭取達成全球范圍的基本共識，達到效率和公平新平衡；另一方面，排除各國民粹派的干擾，注重保護全球化中脆弱和易于受損害群體，形成可操作的補償機制。

單邊保護主義加重全球化的弊病

全球不同經濟體的處境不同，對策也不盡相同。

祝憲認為，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目前注意力集中于兩點：一是如何保持自身這些年來的經濟領導地位，二是如何解決國內種種經濟社會問題。美國認為當今世界能挑戰他們領導地位和霸權的就是中國，從貿易戰、科技戰到“小院高墻”，不管效果如何，都是美國在后全球化時代應對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美國從過去長期批評產業政策到如今正式擁抱產業政策。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和保持經濟霸主地位出發，采取包括巨額補貼、限制高科技和相關產品的自由流動等政策措施。

二戰后，各國對產業政策爭議不斷，褒貶不一。1980年代，世界銀行曾發布《東亞奇跡》報告。這是一份很有影響力的報告，這份報告主要關注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包括日本、韓國等。當時，美國并不認可政府主動干預經濟，實行產業政策的做法，認為這樣做沒有效率。而今年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和美國財長耶倫，紛紛提出美國也要推出產業政策。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防范和遏制中國。但產業政策不是萬能的，成功和失敗的案例都有。

歐洲可以成為再全球化的爭取對象。歐洲經濟競爭力總體上不如美國，創新經濟乏善可陳，在政府干預經濟上也有些力不從心。但歐洲主要國家歷來以貿易立國，敵視全球化的勢力也許不如美國那樣極端，是可以爭取的對象。

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的大國大多已是中等收入國家，也是全球化的受惠者，具有趕超發達囯家的潛力。但在地緣政治日益復雜的情況下，部分中間派多處下注，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全球化停滯倒退和重組的不確定性陰影下，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小國家面臨的風險最大。貧困仍是這些國家發展中的最大挑戰，一些中小國家政府能力不足，人力資源質量較低，經濟結構以生產初級產品為主，工業化水平低下，國內市場狹小，不足以吸引外資，更難融入全球產業鏈。同時，低收入發展中國家還面臨新科技革命沖擊，有可能被排除在下一輪科技創新帶來的經濟紅利之外。

這是全球化的局限性和弊病，對生態環境和財富分配上都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然而沒有一個經濟模式是完美的，如今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全球治理新模式求得解決，但這方面的訴求受到單邊保護主義的限制，不但沒有解決現存的矛盾，甚至拖延和加重了這些矛盾。

尊重合理訴求是實現再全球化的前提

再全球化的阻力來自何方？祝憲認為，對全球化持反對意見的人很多，有從政治、意識形態出發者，有從信奉不同經濟思想者，也有強烈民粹主張者。但最重要的反對力量與全球化分配不公不均有關，與全球化帶來的負效應不成比例地發生在特定人群和地域有關。

以美國為例。由于種種因素,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制造業占比連年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和工會力量強大，許多美國企業把生產基地移出美國，搬到中國、墨西哥和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以降低成本和增加競爭力。

這一定程度上導致美國產業空心化，特別是中部一些傳統工業州形成所謂“銹帶”，工廠倒閉或搬遷導致大量藍領工人失業，轉行困難，許多白領中產也面臨收入水平停滯問題。而跨國公司通過全球配置資源所得到的利潤并沒有也不會對這些受害群體進行充分補償,財富更大程度集中到頂級富豪手中,特別是華爾街所代表的金融服務業和科技產業新貴手中。

這種再分配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引起普通人的公憤。許多失去工作的人直覺上將這種不公平歸罪于全球化。他們認為本身工作是被新興市場經濟體搶走的。而這種認知又被民粹派政客所利用。在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下，反全球化，包括遷怒和歸罪中國就成了政客撈取選票的必選項。對全球化產生的局限性和相關弊病的合理批評轉變成非理性的謾罵，甚至成了一種政治正確。這就為逆全球化和實行保護主義提供了豐富的土壤。

要區別國際公認的市場規則和西方囯家雙標

由于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中國成為上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當今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國又是全球化的主要捍衛者。

然而，在日益復雜的地緣政治沖突下，在經濟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疊加的環境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祝憲借用朱镕基總理當年“何以解憂，唯有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話求解。

他建議，對外開放中，要高度重視制度開放。雖然國際環境嚴峻，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華防范越來越多，保護主義和限制因素加大，但閉關鎖國是沒有出路的。要把國際公認的市場規則、慣例和西方囯家雙標區別開來。比如美國違反WTO的規則，時常以國家利益名義破壞規則。這種就是典型的雙標。再如我國已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難度雖然不小，也必然有國際政治因素的反對和干擾，但我們應對標CPTPP主要標準，借鑒合理做法，進行有魄力的改革。長遠來看，這將有利于中國經濟再上一個臺階。

過去幾十年，中國積累了一整套對外招商引資并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辦法，尤其是地方政府積極性很高。這讓中國多年來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理想落地國。但在現實變化的條件下，過去以行政方式給予生產要素方面各種優惠政策的方法應做適當調整。

現在再單靠土地和稅收等優惠吸引外資事倍功半，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轉型需要摸索新的模式方法。透明、公正、法制、穩定和中性的政策環境，提供高質量公共服務，減少過度的行政干預，才能讓投資者放心安心。

對內改革則應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破除軟預算約束、加快要素改革三方面著手。

從GDP增長為中心轉為高質量發展為中心。從政策執行到企業經營，都應大聲疾呼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為重要的經濟衡量指標。根據世行和布魯斯基金會最新研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放慢。如果全要素生產率不能恢復增長，就意味著我們的經濟增長仍然不是內生動力所驅動，投資效率不高，資源配置浪費大。

要注重克服軟預算約束。軟預算約束是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針對傳統計劃經濟運行體制弊端所提出的重要經濟觀點。雖然中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但對經濟投資領域內的短期行為仍普遍存在。

其根源仍是軟預算約束作祟。一些地方過度借債、過度投資，浪費公共資源；一些企業明知風險很大，仍一意孤行，造成經營困難，甚至到了倒閉邊緣。而在軟預算約束下，相關決策者不擔心被問責。

他還建議加快要素市場的改革。要素市場的順利改革將會大大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為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區域融合仍需突破性創新

祝憲還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地區是中國最發達、市場化程度最高、最外向型的區域。倘若各自進一步整合為緊密的超大城市群，則具有無限潛力。如能盡快到位，將使中國經濟從質量到規模再上一個新臺階。

但他表示，近幾年來，雖然兩個重要經濟區的融合和發展獲得不少進展，但也遇到一些重大挑戰。

一是相關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布局，對企業的優惠政策和相關規章制度也不盡相同，還未形成統一的市場和投資環境。

二是對外開放程度，包括制度性開放程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就粵港澳大灣區而言，還存在三種法律制度和三種貨幣，在人民幣資本賬戶完全可兌換之前，金融開放和自由流動仍需創造性突破。

在這兩個中國最發達區域的融合和發展中，服務業是臺柱子，特別是包括金融業的高端服務業。金融業是生產性服務業代表，其他還包括研發以及其他技術服務、信息服務、節能與環保服務等。

如全球產業鏈的中間產品一樣，生產性服務業是中間性服務，有助于提升產業競爭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推進技術創新和商業化上作用亦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