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郁夫：為中日敦煌情緣穿針引線

日本著名畫家、原日中友好協會名譽會長平山郁夫（1930-2009）。資料圖

數年前，因參加東京藝術大學和東京都美術館聯手策劃的志愿者培訓項目，我有幸走進東京藝大的藏品室，得以近距離欣賞由該校師生團隊通過超級克隆技術高度復原的莫高窟第57窟交腳彌勒菩薩像。這是繼2016年盛夏的敦煌之行后，我與莫高窟在異國他鄉的首次重逢。同時，這段旅日生涯中的小插曲也讓我對這座日本知名藝術學府與敦煌研究院背后的故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敦煌是如何進入日本人視野的

若要談及東京藝術大學與敦煌之間的淵源，就不得不先從“敦煌是如何進入日本人視野的”開始說起。雖然如今的敦煌莫高窟早已是聞名海內外的世界文化遺產，但這座集壁畫、彩塑、建筑為一體的佛教文化藝術寶庫正式為世人所知，不過才百余年時間而已。莫高窟始建于前秦，造窟工程歷經北魏、隋、唐、宋，一直延續至元代，有千年之久。元代以后，莫高窟停止開窟，由此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1900年，一位名叫王圓箓的道士無意間在莫高窟發現了藏經洞。洞內大量的古代文書、經卷、絹畫、法器因此重見天日。然而，這些年代悠久的文化瑰寶最初并未獲得官方的重視，更遑論保護與修繕。

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歐洲興起中亞地區探險考察熱潮，英法德俄等國的考古探險家蜂擁而至。1907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正在進行第二次中亞探險之旅。途中，他抵達敦煌，從王道士手中低價買走數以千計的經卷和數百幅絹畫。這是敦煌文物首次流散海外，亦是“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1930）的肇始。翌年，身為法國中亞考察隊隊長的伯希和也來到了敦煌。伯希和精通漢語，是著名的漢學家。他在藏經洞里待了三周時間，最后把精心挑選的六千余卷敦煌文書和眾多佛畫運回法國。時值清王朝風雨飄搖之際，這些敦煌文物的流失并未立刻引起中國社會的關注。1909年，伯希和抵達北京并向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展示了部分敦煌文獻，莫高窟受到了中國學界的重視。

當時，有一位寓居北京的日本青年聞訊登門拜訪伯希和，成為第一個親眼見到敦煌文書的日本人。此人名為田中慶太郎，1880年生于京都，畢業于東京外國語學校（現在的東京外國語大學）漢語系，在東京經營一家頗具名氣的漢文古籍書店“文求堂”。上世紀三十年代，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就是通過文求堂出版了諸多中國古代社會及甲骨文相關的研究著作。

深諳古籍價值的田中隨即以“救堂生”的筆名，在北京日僑發行的《燕塵》雜志上發表了一則題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的文章。此外，他和羅振玉分別將敦煌文書的消息告知了京都的兩位舊友——時任京都帝國大學（今京都大學）教授、后來的日本漢學研究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當年11月，日本主流報紙《東京朝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同日刊登了關于敦煌文書的報道《敦煌石室藏品》。是月，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