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承壓之下，ESG如何高質量發展？

2024年，綠色低碳仍然是中國企業ESG發展的核心方向。國內方面，12月11日至12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其中“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低碳發展”位列九項工作部署之一。國際方面，2023年11月15日，中美兩國元首發布“中美陽光之鄉聲明”，強調中美雙方重申致力于合作并與其他國家共同努力應對氣候危機。作為全球兩大主要經濟體,也是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中美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希望和信心。

然而，經濟周期反復，如何高質量的減碳發展在當下更需要企業深度思考。2023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發布《全球風險報告》，報告顯示：生活成本危機是最大的短期風險，而氣候減緩和適應行動失敗是最嚴重的長期風險，說明當下短期經濟承壓和長期環境危機同時在發生。2023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報告預計全球經濟增速將從2022年的3.5%放緩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低于3.8%的歷史(2000~2019年)平均水平。我國經濟同樣承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難和挑戰”。

因此，中國企業如何在全球經濟下行期間，進行經濟上更有效率和氣候上更有效果的綠色低碳發展，成為當下迫切需要關注的問題。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ESG不經濟？

企業中的低碳綠色發展主要通過ESG來實現。Environmental(環境)、Social(社會)和Governance(公司治理)，是一種關注企業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績效而非傳統財務績效的投資理念和企業評價標準。但現實中，企業對目前的ESG有效促進公司長期回報并未形成共識?！?023中國資本市場ESG信息質量暨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數白皮書》調查發現：有59%的受訪企業認同注重ESG投資與布局會增加市值，但55%的受訪企業尚未披露ESG相關信息或尚未將ESG納入決策和實踐。21%認為適量注重ESG會增加市值，過度強調ESG則會減少市值。部分企業在ESG實踐中認為ESG投資的長期回報相對較低、ESG被視為營銷/公關活動、認為ESG投資會影響短期收益等。

質疑聲中，仍存在一個基礎性共識，即ESG能夠更好地超越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觀點，實現公司可持續發展。而利潤最大化最著名的觀點，是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1976年）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著名文章《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文中弗里德曼有爭議地聲稱，在某些假設下，首席執行官應該完全專注于利潤最大化，而不是服務社會。

弗里德曼的文章被引用2萬多次，絕大部分是認為這一觀點已經不成立了。但弗里德曼的文章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系，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ESG的價值。反向推理利潤最大化觀點，即當弗里德曼相關假設在現實世界中不成立時，則利潤最大化觀點可以被修正，ESG則更有價值?！督鹑谠u論》（Review of Finance）的主編，倫敦商學院教授亞歷克斯·愛德蒙斯（Alex Edmans）2020年在“ProMarket”撰文《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可以從米爾頓·弗里德曼那里學到什么》，強調需要特別關注弗里德曼“利潤最大化”觀點的三條假設。

價值之上，需以比較優勢發展ESG

弗里德曼的第一個關鍵假設是：公司在社會責任行為方面沒有比較優勢。反向分析，如果企業有比較優勢地進行社會責任投資則是有效的，因為其能夠比其他企業創造更多價值?，F實中，很多企業ESG活動符合這一“比較優勢原則”。被廣為人知的案例是可口可樂的“最后一英里項目”（Project Last Mile），其利用可口可樂的分銷和系統網絡來改善非洲的醫藥和醫療用品的配送，因為藥品必須冷藏，而可口可樂在冷藏運輸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這一項目也獲得了較好的成功和示范效應，坦桑尼亞藥品庫管理局局長Cosmas Mwaifwani表示2010年與“最后一英里項目”合作之后，這些地區醫療診所的藥品的可用性提升了20-30%，此外合作方還向當地發放了配送工具，使得有效覆蓋的健康機構超過了5,500所。

中國近年來，比較優勢ESG案例也逐漸增多。例如，海爾智家基于其累積的銷售渠道與物流網絡，搭建了一套廢棄家電回收體系。通過整合其3.2萬家線下門店、10萬余名服務人員以及100余個物流配送中心，海爾智家能夠將家電回收服務延伸至2800多個縣市?；厥蘸?，海爾智家的再循環互聯工廠具備200萬臺/年的拆解規模與3萬噸/年的循環材料再生規模，運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能夠實現年碳減排量約1.7萬噸。重要的是，再生塑料制品的生產成本相較于購買新材料更為經濟。截至2022年，海爾智家回收廢棄家電數量達到613萬臺，通過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海爾在滿足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同時，也實現了成本的降低和企業形象的提升。

我國國有企業因為體量較大，在比較優勢ESG發展方面往往有更大空間。作為全球最大的鋼鐵集團，中國寶武鋼鐵集團在鋼鐵領域具備更強的整合資源和技術優化能力。寶武集團提出了2023年實現碳達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并從技術創新、業務低碳化、碳資產管理、綠色文化等角度入手，加速推進自身的低碳發展。整合資源方面，與輝豐股份和中能建氫開展綠色能源合作，中能建負責從綠氫到綠氨的產品生產和轉換，輝豐股份提供綠氨儲存、運輸、銷售，中國寶武集團負責將液氨再轉換成產成品氫氣，最終用于冶煉鋼鐵。創新方面，寶武集團積極開展碳捕捉與儲存（CCUS）技術的研究與應用，計劃在未來幾年內實現碳捕捉與儲存的商業化運作。

這些案例顯示，比較優勢下的ESG，不僅僅是經濟的，即在相同成本下企業ESG活動的社會價值更大，并且往往也能成為企業發展的有效助力。這意味著發展ESG，需進一步強調企業的比較優勢，如將ESG內嵌在企業經營活動之中，甚至是業務流程中，根據企業甚至行業優勢差異化發展。

效率為先，履行社會責任應合理分工

弗里德曼的第二個關鍵假設是：政府運作良好。弗里德曼對他的觀點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警告：“企業有且只有一個社會責任……在遵守游戲規則的前提下增加利潤?！鄙鐣熑蜗鄬Ω嗍钦墓ぷ?，如果政府運行良好，則政府自然能很好地處理社會責任問題。但要解決全球性問題，如氣候危機，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企業自發綠色轉型來降低全球氣候問題，更有效的途徑是政府企業合理分工合作，安全減碳。

綠色轉型是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綠色低碳發展中，既要有一個綠色清潔的環境，也要保證生產生活正常進行。對于政府來說，不同企業減少的排放并無本質差異。因此在地區層面做整體權衡，在地區總額達標下，以市場手段刺激企業減碳。在減碳過程中，先立后破，在鼓勵企業積極轉型綠色發展的同時，允許部分企業在難以降低排放下仍然能夠提供社會生產，保持經濟社會穩定。目標是在當下減不下去的排放，應能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益，滿足更多的社會需要。

在更有效率減碳過程中，政府如何制定規則，搭建更好的平臺，以市場規則來實現更有效的減碳至關重要。企業根據自身的碳排放情況和減排能力，購買或出售碳排放權，助力實現國家雙碳目標。但目前各地碳市場企業納入標準不一，并且比歐盟等國家標準范圍小很多。因此，政府趨緊碳市場控排企業的納入標準，逐步擴大碳市場覆蓋面，通過市場手段引導企業減少碳排放，將碳的排放權力交到單位碳排放產生最大價值的企業手中，比簡單的“拉閘減碳”、碳排放量“一刀切”等做法更具效率。據生態環境部新聞發布會統計，2021年7月16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啟動上線交易，截至2023年10月25日，碳排放配額累計成交量3.65億噸，累計成交額194.37億元，雖然有較大的發展，但相比歐盟碳市場（EU-ETS）僅2020年碳交易額就達到1,690億歐元左右仍有較大距離，并且覆蓋行業和公司程度有明顯差距。

冰山之下，以ESG納入估值激發內生動力

弗里德曼的第三個關鍵假設是：社會責任相關投資并不能直接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弗里德曼認為以利潤為中心的公司投資于利益相關者時，如果這些公司能夠計算出這種投資對利潤的影響，那么不直接增加未來現金流的投資并不能幫助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反向分析，如果ESG投資能夠被有效納入企業估值，理論上企業投資ESG就是與公司價值最大化相一致，而這無疑將較好地激勵企業自發進行ESG投資。

實際上，碳關稅正在來臨，碳管制正在加強，綠色供應鏈選擇也在加速，碳排放正在成為影響企業價值的新要素。歐盟委員會對外公布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過渡期實施細則已于2023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一直持續到2025年底。公開資料顯示該法規對鋼鐵、鋁、塑料三種原料加收的碳邊境稅率分別為27.2%、21.6%、8.7%。中國是進出口大國，隨著歐美等發達國家對可持續發展的監管日趨嚴格，加強碳足跡的測算和管理對于企業控制進出口貿易風險而言至關重要。綠色供應鏈方面，全球范圍內，蘋果、惠普、戴爾等海外巨頭，都在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打造綠色供應鏈,未能較好實現減碳的企業將面臨更高的監管風險和被踢出供應鏈的風險。

而在資本市場上，低碳也是機構投資選擇的重要依據。根據GSIA的《全球可持續投資回顧2020》報告統計，2020年全球規模最大的可持續投資策略是ESG整合策略，資產總額達到25.2萬億美元；其次是負面篩選策略，規模為15.9萬億美元。從2016到2020年，ESG整合策略漲幅達到143%，年復合增長率為25%。

長期來看，把ESG納入企業估值是比較確定的趨勢，中國有很多空間可以做的更好。監管方面，積極、全面、系統應對全球碳中和競爭新規則，需要更好規范企業ESG尤其是碳信息披露。企業方面，需不斷創新，通過改變生產方式等舉措來降低碳排放，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評級方面，進一步規范市場上的評級標準，增加ESG評級的可比性。

經濟承壓下，企業ESG更需高質量發展。經濟承壓意味著在新舊動能轉換、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能騰挪的空間更小，這也意味著ESG必須既經濟又高效，才能更好完成國家“雙碳”戰略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雙重任務。因此，在經濟承壓下，降低作秀式ESG、漂綠式ESG、經濟社會成本過大的ESG以及減碳低效的ESG，關注比較優勢、效率、內生動力的高質量的ESG實踐勢在必行。

（作者曹春方，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肖靜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