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不上墻的和PS不掉的——專訪張大力

過年過節就別出去畫了

1987年，張大力從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畢業，沒有服從分配回東北，在北京流浪，沒有戶口，被吳文光拍到紀錄片《流浪北京》里了。

張大力1993年在意大利波羅尼亞的大街上，噴出的第一個“空洞的人頭”就是他自己。他因為把漆噴在了當地居民的門上而遭遇過一次小小的沖突。當他1995年回國在北京的街頭噴同樣的人頭的時候，他遇到了沉默的人群和找上門來的警察。

因為必須趁月黑人靜出去“作案”，又不能留名，同時又被城管部門和媒體認為是城市秩序的搗亂者，所以，把西方的涂鴉藝術帶到中國的張大力，長時間躲藏在暗處隱姓埋名。

2000年，他的涂鴉是在故宮旁邊正在拆遷的墻上鑿出了個人頭形狀的大洞——這幅照片登上了美國《新聞周刊》封面，那期的專題是《老亞洲新面孔》。涂鴉15年，發現它在中國由批判的工具變成有組織的國家藝術，他停手了。

西方的“涂鴉”藝術和中國歷史上的“涂鴉”根本沒有關系。西方的涂鴉一是有工具意義，它用的是現代的汽車噴漆罐。第二是形式美學意義。第三是處于劣勢的群體，他們為了反抗主流的壓迫而被迫尋找公共空間來表達自己的精神和話語權。這三種東西結合的涂鴉具有了讓人震驚的力量，涂鴉最后變成了西方藝術重要的一部分。

墻上的罵人話和流氓圖那不是自覺的涂鴉藝術,胡涂亂畫與涂鴉藝術是不同的兩個概念。我做涂鴉已經十五年，我只畫一種東西，就是這個人頭，很單調很空洞的一個人。我管它叫“對話”。因為在我之前中國是沒有涂鴉藝術的,是我第一次把涂鴉藝術畫在公共的墻上。

我是1995年在北京開始畫的，前兩年都是匿名的?？吹胶芏鄨蠹堃恢痹趫蟮牢?，我都藏在后面。到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之前，6月份警察來找我。

我那時住在東四十二條，來的是東城區的一個警官。我還沒來得及把門打開，他一下子就擠進來了，給我看了一下他的證件。他在屋里到處都看了一遍,我給他倒茶，給他煙。他就在那兒坐著，不喝，也不抽，用眼睛看著我。后來他突然說：“是你畫的嗎？”我說不是。實際上這個回答的過程你已經招供了。

我給他看了我的畢業證，我說我是一個畫家，美術學院畢業的。這些東西都是我一個人畫的，它是一種現代藝術，在國外非常普遍，叫涂鴉。我給他看我從國外帶回來的畫冊，像基思·哈林、巴斯奎特等人的涂鴉。我說這種形式在歐洲非常普遍。后來他來找了我三次，往上反映情況，他說香港要回歸了，你弄這個什么意思？

后來這個警官不來了，管我那片胡同的片警又來找我。片警還不錯，因為這些年輕的片警受過很好的教育，都是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