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楓的2023年書單

《吳宓的精神世界》，周軼群著，商務印書館，2023年6月

這本書脫胎于周軼群為吳宓《世界文學史大綱》所作的長達一百頁的導言，就體量、廣度和深度而言，是吳宓研究中很難超越的著作。作者閱讀了吳宓所有存世的著作、日記、書信、詩作、詩話和講稿，在此基礎上，為這位中國近代史上文化守成派的主將，作了一部五百頁的思想傳記，主要覆蓋了吳宓對世界文學（集中在古希臘、古印度、英國和法國文學）、宗教（儒、耶、佛、柏拉圖“四大宗傳”）和本國經典（《紅樓夢》）這三方面的重要論述。書中勝義紛呈，這里僅舉兩例。比如，所有人都談白璧德對吳宓的影響，卻少有人談美國新人文主義另一位領袖穆爾（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對吳宓的靈魂沖擊。白璧德基本上懸置宗教，而穆爾在這方面與白璧德大異其趣，他認為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之間存在正宗的傳承關系，曾寫過極力捍衛基督教的著作。吳宓在人生不同階段曾出入于“四大宗傳”，這樣的宗教熱忱與穆爾直接相關。明乎此點，我們對吳宓的認識自然就深入了許多。

另一處讓我印象深刻的分析，是吳宓在西方古典學方面的造詣。吳宓1921年歸國后，在東南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常年教授《世界文學史》和《西方文學史》兩門課程，對西方文學的專門了解遠超同時代其他人。1920年代，周作人曾著《歐洲文學史》，鄭振鐸也出版過《文學大綱》，這兩種教材在當時自有救急的功用，但實際只是編譯、抄撮而已。而吳宓于1923年發表對《荷馬史詩》以及研究史長達兩萬言的介紹，完全基于他對當時西方荷馬研究的全面了解，對于舊派（荷馬為獨立作者）、新派（考證、解析史詩文本），乃至考古學發現（施利曼發掘特洛伊、埃文斯發掘米諾斯文明），都有翔實而親切的介紹。他對《荷馬史詩》研究現狀的把握（截至到1923年），與當時的國際前沿研究非常接軌。吳宓雖非科班的古典學學者，但已完全掌握荷馬研究古往今來的主要觀點。在國內西方文學史專業的草創年代，能出現如此專業的概括，讓人既感意外，又感振奮。

吳宓一生對宗教念念不忘，他接觸過的主要宗教，都曾真實地打動過他。1920年代，吳宓曾說“若孔子而不足受吾人崇拜，則世界古今竟無可崇拜之人”。到了1930年代，吳宓在日記中下過“皈依宗教、虔事上帝”的決心，還表示“極有意出家，為天主教